作者：庄礼伟

　　今年3月18日，台湾地方领导人的更迭选举已尘埃落定。国民党丢掉了它执掌数十年的政权而沦为在野党，其党主席李登辉在一片骂声中黯然下台。“痛定思痛”的继任者宣布要对“百年老党”作彻底的改造。此时，回首其百年沉浮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教训和启迪。

　　一位外国学者发现，在国民党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种确定的含义：谁反对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地位集团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

　　作为“革命力量”核心的国民党，是一个庞大、松散、良莠不齐的团体。如同今日国民党在台湾既失败又分裂一样，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多次发生过分裂，国民党的分裂和失败一样值得探究。

　　百年老店在内部人为的纷争之中无奈关门，重蹈了它历史上惯常的内患误党覆辙。另外，国民党未来何去何从，引发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一种轮换式的定论。

　　在黄谷柳先生创作的《虾球传》中，混迹于穗港两地的黑社会老大鳄鱼头几度沉浮后，乘船路过长洲黄埔军校旧址，触景生情，随口唱起《黄埔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鳄鱼头的“二奶”黑牡丹不解他为何如此兴奋，只道是鳄鱼头有卡拉OK之兴，便也咿咿呀呀地唱起经人改写过的“客途秋恨”：“凉风有信，晚景无边。亏我怀人憔悴……”鳄鱼头见“二奶”伴唱，愈加兴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如此怪诞的男女对唱，与珠江水的呜咽声交织在一起。

　　鳄鱼头唱这首歌，道出了他国民党党员、黄埔出身的背景。奇怪的是，此人阴险狡诈坏事做绝，却还记得“预备做奋斗的先锋”和“引导被压迫民族”的校歌。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黄埔当年治校之严，一些训词令学员终身难忘；二是一旦黄埔出身，终身以黄埔为荣。

　　黄埔当年在中国，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国民党最终能夺得全国政权，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基干力量这一条功不可没。然而到鳄鱼头横行、流窜江湖的40年代，国民党和黄埔系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已露颓坏不堪之迹。当鳄鱼头唱起“党旗飞舞”时，国民党已是一派夕阳景象。

　　国民党政权渡台后，在沉重的危机逼迫之下，也曾励精图治，在经济上开创出一番新局面，使台湾地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结束了军事强人统治。然而到了公元2000年3月18日，国民党输给民主进步党，丢失了政权，再次呈现没落迹象。检视国民党诞生以来的浮浮沉沉，不少教训值得深思和引以为鉴。

　　从同盟会到执政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开始，到今天已近百年。

　　国民党成立的宗旨，是成为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政党。然而如何革命呢？孙中山最初手中并没有什么法宝，主要是利用私会党的力量进行单纯的军事冒险。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前，曾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了类似会党性质的兴中会，兴中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注册会员只有100多人，并且接近半数是孙中山的同乡。会内财产少得可怜，与日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可同日而语。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若干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仍是一个普通会党的名称，这个选择反映出孙中山对会党的偏爱，同盟会甚至还沿用了三合会的暗号。

　　孙中山屡败屡战的血泪奋斗终于感动了“上帝”──中国民众。经武昌首义，庞大的清帝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颓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党等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一时间声势大振，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大党。1913年11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内激进力量成立中华革命党，树起反袁旗帜。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执政的历史。

　　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所阐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主义。同年6月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发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一训词于1928年被定为国民党党歌，1937年更被确定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歌，至今在台湾犹然，只不过民进党“总统”还认不认国民党的党歌为“国歌”，还是一个问题。党国不分，终究会出一些麻烦。

　　弊政恶化

　　国民党是一个满口“革命”、满口“国家”的政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历史给了国民党机会来改造中国，国民党和它的主要领袖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以及抗战期间的威望，也数度达到顶峰。不过，这个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视天下为党产，心胸狭窄，一味地排斥异己。一位外国学者发现，在国民党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种确定的含义：谁反对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地位集团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国民党和蒋介石遭到批评和反抗，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国民党政权以党治国，却不曾成功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官场腐败而低效率，普通民众的愿望难以获得伸张。作为“革命力量”核心的国民党，是一个庞大、松散、良莠不齐的团体。一些腐败分子只要积极反共和忠于领袖，就成了“好同志”，成为党的主流成员。

　　当时一位外国观察家批评说，奢侈与豪华似乎是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里，用轿车接送子女上学，银行里的存款绝大部分属于官吏们及其亲属。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贪污成了南京政府最显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说，共产党的力量就来源于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痛恨。

　　尽管蒋介石经常激动地呼吁要惩治和根除腐败，但他最后沮丧地总结说：革命尚未成功。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惩治，只有等到蒋介石大发雷霆指名要枪毙谁时，一些贪官污吏才被迅速枪毙。

　　国民党内一批对内忧外患深表不满的少壮官员于1932年成立“中华复兴社”(蓝衣社)。事情起因于国民党元老何应钦的秘书、30岁的国民党党员刘健群写了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直言国民党的“失败”和被群众所痛恨，要求改革国民党。1932年蓝衣社秘密成立，吸纳了刘健群报告的一些内容，倡议真心参加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以复兴国家为最高目标，通过法西斯主义来建立国家的凝聚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牺牲个人利益，限制个人财产，以冷血的态度铲除党内腐败。然而这个秘密组织主张无条件服从唯一的、具有无穷魅力的强力领袖，因而一开始就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

　　尽管国民党政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政和败坏现象，蒋介石却得到了“痛恨腐败、能容异己、关心人民、行动果断”的赞誉。1936年，国难当头，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进一步上升。

　　不难看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以下因素：一、一些有案可查的“政绩”；二、中国人历来需要伟大人物来作为忠诚的焦点；三、战乱时期对强人政治家的崇拜；四、国民党宣传机器的操作和某些党外人士的无原则吹捧。

　　不过到了抗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共御外敌的特殊局面消失，大家还得回到民权与民生问题上来，而这时国民党积累的弊政进一步恶化，失去监督的私心私欲又一次次导致政治、经济和军事运作的失当。蒋介石此时虽然贵为“总统”，他和国民党的民意基础却濒于崩溃，甚至在他的黄埔系将领中，也有一些人因失意和生活潦倒而发出了这样的牢骚：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

　　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

　　这个政权最终在1949年彻底崩溃，败退台湾。

　

　曾多次发生分裂

　　如同今日国民党在台湾既失败又分裂一样，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多次发生过分裂，国民党的分裂和失败一样值得探究。

　　国民党从同盟会时期起，就始终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派系林立的政党，而派系间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争甚至军事冲突。国民党执政后，由于成为党内的主流派就意味着取得国家的控制权，派系斗争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灵涂炭，而输了不过是下野、出国考察、回老家称病而已。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纠纷，与蒋介石具有同等资历和相近威望的国民党重要成员，窥视最高党政职务，揪住当政者的过失不放，或另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军事强人，向当权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战。蒋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国民党权力斗争的难以调和。而对失败者不取其性命，给予退路，是国民党党内斗争大体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主要是党内权力制衡的结果，必要时双方还可互相利用，共享权力。

　　全球最富有的政党

　　国民党的百年沉浮有一半时间是在台湾。

　　台湾光复后，“国军”登陆台湾，不久就让台湾人开了眼界。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统治下，外省国民党人垄断权位，苟且徇私，外行领导内行，结果台湾民生比战前还不如，社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台人忍无可忍，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国军”残酷镇压，台人死伤惨重。这道伤口，长期不能愈合。

　　国民党政权浮海逃台后，以改革和卧薪尝胆自励。1950年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改革党务，改革财政，改革土地制度。这些举动曾让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了“复兴”的希望。1956年，《自由中国》杂志出版向蒋介石祝寿的《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蒋百川等人的文章，对蒋介石提出三点希望：一、效法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当终身总统；二、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则为虚位国家元首；三、实行军队国家化。早在1954年，胡适就建议蒋介石效法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国民党分成两个党，互相竞争，而蒋介石则超然于党外，以个人的威望扶持政府的威望。1958年，《自由中国》还发表《反对党问题》的社论，呼吁知识分子起来组党。胡适说：“国民党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雷震却将信将疑：“恐怕党未组成，人已经在牢里了。”

　　后来雷震先生果然就在牢里了。

　　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协助其父再度兴起铲除积弊之风。

　　同年，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党政要员讲话时指出：“当前本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他还痛陈现实说：“现在一般政风，特别是中下级机关和人员的风气仍不免为一般人民所诟病。比如地方财税、地政、户籍、司法、警察人员，法己自爱者固多，而徇情示惠、擅作威福者亦所在仍有。他们这些最接近民众的公务人员，不但不能便民，而且还要去劳民、搅民，言之实觉痛心。”

　　蒋经国无疑想作为一位开明的统治者名留史册，开放党禁，发展经济，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然而天不假年，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于1988年传给了在台湾出生的李登辉。

　　在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党内的本省派和外省派的权力斗争激烈起来，后来更进一步出现了党内的独统之争和新党、宋楚瑜的出走。这些已是近几年的事了。

　　国民党在台“业绩”除了经济腾飞、多党制和“总统”直选，便只剩下“党营企业”的辉煌了。

　　国民党“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头来自己却成了台湾最大的财团。今年年初台湾财讯月刊出版了《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指目前国民党主控的企业高达66家，转投资300多家，总资产逾新台币6000亿元，堪称全球最富有的政党。

　　国民党直接涉足商业，巧取豪夺，性喜金钱，必然会走到用金钱来玩政治、用政治来搞金钱的地步。收买选票、收受政治献金、与企业或黑道做权钱交易，“党库通国库”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且为国际社会所诟病。而在党内，李登辉排斥异己的一言堂作风，也使得精英流失，民众侧目。

　　此次台湾领导人选举，两岸关系是最主要的现实课题，但不是唯一的现实课题。民主进步党正是死死揪住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争取民心；而人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也就甘冒风险让国民党下台一次。在民主进步党的竞选广告中，一位妇女说：“政党轮替好像家里大扫除，沙发不搬开，就不知里面藏了什么脏东西。”

　　国民党过去自称“革命党”，现在却被人称为“百年老店”。从“革命”到“开店”，金钱越来越多，前途越来越窄，输给民进党，也就不足为奇了。(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