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斯仁

　
　对中国人来说，军民合作并不陌生。毛泽东有一句伟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军民合作也成了西方学者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他们不但著书立说，而且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想法。上月初，丹麦国际事务研究所受丹国防部委托，在气候宜人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军民合作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美国、英国、德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官员和防务学者与会。与会者回顾了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联合国、北约在维和和人道救援行动中军民合作的教训与经验，提出了21世纪加强军民合作的建议。研讨会开了两天，气氛相当活跃，涉及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西方人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看重军民合作问题，是因为他们从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北约的干预行动和人道救援行动(西方防务学者喜欢称此类行动为“危机处理行动”)中，看出了军民合作方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学者们归纳的主要问题有：一，合作与协调意识较弱。在联合国领导的维和或人道救援行动中，参加的机构和人员繁杂，主要有军人、警察、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无政府组织(NGO)，也有当事国政府、各派别及民众。文职人员与军人对合作与协调的理解不同，因而产生矛盾；二，误解与不信任；三，责任不清，互相推诿；四，官僚主义；五，政治分歧。

　　解决问题需要措施，这就像病人有病需要医生开药方一样。西方防务专家开出的“药方”是：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军民合作的意义，加强各参与机构之间的沟通。参加联合国领导的维和或人道救援行动的人员和机构繁杂，其文化背景和工作作风各异。合作与协调意识强弱不同，因此需要让所有参与者充分认识到军民合作的重要性。第二，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军民合作机制。在任务区，军民机构要联合制订计划。这样，参与者才能明确职责。第三，必须加强军民合作训练。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高级顾问波尔克在会上透露，近年来，他的办公室每年都要开办几个军民合作训练班，其中有一名中国官员受过训。开办的课程有应急反应意识、军民合作基础与高级课程、研讨会。参加训练班后，受训人员明显提高了军民合作素质。他承认，开办军民合作训练班也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时间不够，因为往往是任务下来，才能临时办班。第四，必须建立淘汰机制。有许多人愿意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既可以给参与者带来精神满足，也可以带来物质回报。有的国家把关不严，所派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说不了几句英语或法语，影响了军民合作。联合国有关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派驻者到任务区后即接受考试，不合格者应被尽早送回。被送回者的差旅费也应由本人或派驻国支付。

　　当然，西方防务学者所开药方的根本目的，是谋求西方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的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今后，他们的有些观点则可能会与我国在处理有关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时产生某种矛盾。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

　　我国在军民合作方面有着光荣传统，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临一些挑战。要加强对国民的国防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主轴，国防建设不可丢。比如修建高速公路，有时就得考虑该公路能在战时作飞机跑道。此时就需要有包括军队在内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使承担公路修建单位在设计、施工时，充分考虑战时飞机跑道问题。要建立有效的军民合作机制，让军队和地方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其中，建立有效的动员机制尤为重要。发生战争时，民众、民船、民车等等如何为战争服务，军民如何联手行动，这都需要在平时逐渐建立一套机制，该演练的要演练，该出台的要出台。临时抱佛脚，必然误事。

　　在当今世界暂时呈现“西强东弱”态势，且西方人日渐注重军民合作问题之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实在该让我们牢记在心。(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