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岚

　　在人们的印象中，一提起历史学家，总以为他们就是埋头于故纸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寻找着自己别于他人或者尚未有过的发现。而雷颐却不一样。和每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一样，他总是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实，而作为专攻近代史的学者，他又总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一种提醒。

　　雷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他体会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让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变得更深刻，历史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而忘记历史，就容易重犯错误。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不断提醒人们的记忆，拒绝遗忘。

　　　　　　多篇文章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这些年来，雷颐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其中许多学术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注意。

　　我想象中的历史学家大凡都是一副老学究的模样，戴着深度眼镜，面容清癯，头发花白。当我见到雷颐的时候，我改变了这种陈见。他中等身材，身着紫红色的甲克衫，眼镜也戴，但没有那么深的度数，头发向脑后梳去，颇有艺术家气质。只是他并不是很擅长言辞，我想总是因为说得少想得就多，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思考都用文字写下来了。

　　雷颐说：“从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里，我从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成为四十多岁的专业研究人员。从青年到中年，这是人生最为充实、重要的阶段。这二十年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成果的时期。这个社会转型期，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记录者，能够把我的思考融入历史的创造之中，我是幸运的。”

　　深入的观察，严谨的思考，雷颐不停地抓住这些思想的火花，写下他独特的观点。他在《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中认为，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在《从“劣中之劣”到“优中之优”--新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历史反思》中，雷颐指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从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到“一大二公”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再到“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选择了一种“劣中之劣”的模式。而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新时期”，改革的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则是一种“优中之优”的模式选择。

　　在《中国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一文中，雷颐认为，对正处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抗，不是简单说“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化，不必担心因此会被“他者”所“化”。向“他者”学习不仅不会丧失自我，反而强化自身。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健康、平和、开放态度对待其他文化，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重要保证。

　　雷颐说：“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使人感到历史的启示的确深刻。”

　　　　　　从个人家庭遭遇反思社会变化

　　祖籍湖南的雷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从事煤炭工程技术工作，四处迁移。他生在武汉，后随父母搬到河南，在郑州读完小学、中学。

　　雷颐的父亲以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前，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满腔热情地投入国家的建设。因为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他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关进牛棚。幼年的雷颐是一个很老实、很胆小的孩子，只知道学习，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五分加绵羊”。

　　[全文4299字，传媒索稿请同中新社专稿部联系电话：68316616

　　传真：68316637电子信箱：ZhuanGao@mail.china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