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从去年6月，河南省政府开始筹划富士康招工事宜，设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培训员工协调小组”，“要求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协助富士康在豫招募培训员工工作。”
而除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外，“河南18个地级市的政府都分了数额不等的招工指标。”上述官员坦言，每个地市的招工进展要每天向协调小组办公室报告，为了完成任务，有的还补助路费，免费体检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2010年底，该省共向富士康科技集团输送员工8万多人。
这只是沧海一粟。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使农民就近就地实现转移就业，河南各级政府利用乡、村平台为产业聚集区及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招聘工作。在河南安阳，滑县结合牛仔服装城、电子公司用工需求开展招聘服务，安阳县则根据冶炼、纺织产业聚集区用工情况，在乡镇举办招聘洽谈会等等，形式各异。
产业转移引发回流潮
河南的招工市场缘何上演如此惊人逆转?
“这和河南经济快速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不断加大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河南各个县市都在加大承载产业转移力度，这亦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仅富士康、海马汽车、格力电器等几个项目，就能为河南增加60万个工作岗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吕志华表示：“河南去年劳动力转移新增部分主要在省内，省外有所下降，今年回流的人数还会加大，预计省内转移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向省外输出的人数。”
事实上，从目前整个招工状况看，劳动力随着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内地转移已形成趋势和规模。而富士康入驻河南，其无论从技术含量、项目规模还是产业影响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最为瞩目的则是其30万的用工规模对河南劳务输出市场的影响，其所引发的河南籍员工回流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24岁的胡胡，是河南郏县人，在深圳富士康工作5个年头后，已是线长的他，每个月能拿到3500元以上，去年富士康落户郑州之时，他选择回到郑州厂区。“工资也没变，待遇还一样，每年可以多回家几次。现在线上的工人85%以上都是河南人，有的是一个村的亲戚一起来的。”胡胡说。
而用工“大鳄”富士康的到来，引发的不仅仅是用工回流现象，更是搅动了整个河南用工市场。
“富士康薪酬待遇等方面相对河南本土企业要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杨郑生表示，除了收入之外，富士康相对规范的管理，完善的福利及劳动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等，也使本土企业感受到最大压力。
“这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更多制造业入驻，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会对本土的用人企业带来冲击。”杨郑生认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
“现在感觉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郑州市就业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像思念、三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越来越感觉到了用工的压力。
目前，像思念、三全一样，大多数企业采取的办法都是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引进先进生产线，以减少用工数量，并通过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间“留人”。
“就业难”已然成为“过往烟云”?
“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200万，截至去年年底累计转移2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吕志华坦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压力还是很大，还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杨郑生坦陈，与此同时，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是，农村劳动者‘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用工主力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息息相关。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2010年底，在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的2360万人中，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62%以上，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悄然成为企业用工的主力军。
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其择业观念影响重大。
“大多兄弟姊妹少，较之父辈，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上述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孔经理如是评价。
“那种工资不高、不包吃住、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会去。”采访中，郑州思念的一位青年职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代农民工更强调“尊严”与“发展”，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不惜“委曲求全”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早已时过境迁。
“与上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籍在农村，却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渴望融入城市，实现自我发展愿望。”杨郑生坦言，他们不同于父辈把打工挣钱作为唯一目的，在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以及发展机会等。
而如何改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是未来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企业要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思路转变，通过薪资、工作条件等吸引人。”杨郑生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