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一位管理层人士电话中告诉记者，信贷规模有限，银行自身经营也有压力，确有一些银行倾向提升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增加手续费来增收减压。
大中型金融机构贷款难催生了民间高利贷的盛行。
“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融资，企业就如‘吸鸦片’，不‘吸’资金链就会断裂，‘吸’了又会搞垮‘身体’。”浙江一位民营企业主电话中向中国商报记者道出了他们的难处。
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层也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随着银行信贷收紧，广东民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往年的民间融资利率在10%至20%，现在到了30%以上，而且还在不断走高。来自温州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环比涨幅高出8个百分点。针对民企的“哭穷”，有关方面又有何说法呢?
“民间之所以炒作利率升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部分放贷主体试图借用趋紧的货币政策改变企业家的预期，使得自己以更高价码进入放贷市场;再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企业主已经深谙此道。” 温州银监局监管员周青冥告诉记者，“当前民企融资难在可控范围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也发表观点认为，不可简单地将企业融资难与银根紧缩相挂钩，但他也同时承认“民企融资难有所上升”的事实。“民企所面临的问题可控。”
周青冥、张文魁虽然都认为民企当前面临的融资难在可控范围这内，但他们也都同时认为民企融资难有所上升。
实事上，民企“倒闭潮”的说法不切实际，但当前民企确实存在着融资难。如何才能有效化解民企存在“钱荒”问题呢?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企如何破“钱荒”
“融资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走高”——一系列长期存在和可预见的挑战正在不断挤压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企业如何在困难中“突出重围”?
“在合理收缩信贷规模的同时，应当落实好‘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特别是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除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不应“一刀切”外，还需进一步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目前大量民间资本无法通过合理渠道进入实体经济，亟待鼓励金融创新。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也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倒闭潮‘虽立不住，但也为诸多中小企业发出了严峻的信号。”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倒逼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应当将企业找资金，转变为资金找企业。”陈具体提出了如下三点建议：
首先，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小企业应积极引进专利技术，培育自身的研发人才和研发体系，在创新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中占有先机。
其次，企业在打造核心技术竞争力时，需要善于借鉴“外力”。由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成本大、要求高，且研发活动承担着一定的生产风险，企业更需要积极吸收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多管齐下的创新模式。
第三，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套政策调节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扶持力度，对于科技、三农、服务、制造业等不同领域的小企业有针对性地解决创新难题，促进产、学、研一条龙机制的有效运作。
至于如何有效化解民企“钱荒”的问题，身为银行负责人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提出了两点建议。
“政府希望达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效果，有必要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给予政策支持，”马蔚华曾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具体来说：一是政府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再担保机构的设立和引导，对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与银行共同承担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就效益来说，银行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对当地形成的税收等综合效益远大于银行贷款3-4%的利差收益);二是设立一定的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对于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上的损失，由基金进行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
在出台政策让银行愿意为小企业放款方面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也提出了独特的建议。
董文标认为，对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营业税实行“五免三减半”政策，即从政策实施当年起，商业银行专营小企业贷款营业税5年内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的政策，另外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部分所得税税率由目前25%降为15%，以缓解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收益不能覆盖风险”的现状。
“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应降低资本消耗系数，从而激励银行将更多信贷投向小企业。具体为，对大中型商业银行单笔500万元以下，城市商业银行单笔300万元以下，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单笔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按现行风险资本权重0.5倍的系数进行计量。” 董文标说。
本报记者 邓大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