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的G20共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

　　本次G20杭州峰会的最大共识，就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只传统的箭之外，加上一支最强的箭：结构性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峰会一直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为最主要的议题，共同商讨克服危机的办法与对策，取得了一定成绩，全球经济也正在朝着复苏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和瓶颈，面临着增长方式滞后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足。也就是说，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尝试恢复经济，但复苏的动力明显不强，复苏的效果不如人意。

　　正因如此，G20相聚在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球增长动力大转型的重要时刻，毫无疑问会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创新信号的机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表达创新决心的平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则是中国在“创新增长方式”方面提出的最具针对性和行动性的重大举措。

　　结构性改革的“中国行动”

　　“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结构”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同。一般说来，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结构”指的是经济总体中的构成结构，而“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指改革经济总体的构成结构，而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市场行为的制度框架和规制框架。

　　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变革，即通过改变制度来调整激励机制，从而减少市场运行中的扭曲，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构性改革是G20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的关键。结构性改革是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与宏观经济政策一并使用时，能够提振信心、促进需求和增长。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促进增长，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

　　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重点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重点任务，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兼顾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确保高质量并由民间资本驱动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中国将继续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使市场在信贷配置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放开服务业竞争，强化社会安全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运用兼并重组和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制度和机制依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过程中，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

　　中国在2015年年末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仅在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煤炭就分别去产能1300多万吨、7227万吨；制定了财政、金融领域支持企业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等政策办法，经验意义突出，可借鉴性明显。

　　在国际经济机制秩序调整的层面看，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创新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在2013年启动了“一带一路”战略，并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实施“五通”，建设“两廊”，并实现“三同”。“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两廊”即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三同”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影响下，服务于该区域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济组织得已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机构和机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构性改革的“G20共识”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过去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8年，全球GDP平均增速仅为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更源于全球潜在产出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滞后等结构性因素。

　　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要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同样必须推动结构性改革，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改变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巩固经济增长基础。

　　全球多个经济体都急需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又都遇到了诸多困难，进展速度不尽如人意。与其对应的是，中国的改革同样进入深水区，“低垂之果”都已摘完，这是当前中国和各成员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今年7月，IMF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和3.4%。IMF指出，世界经济面临“老龄化”问题，发达经济体过度举债，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务高企，投资低迷，失业率维持高位，导致世界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放缓。

　　在中方大力推动下，G20杭州峰会达成“杭州共识”，提出将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政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等原则。G20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出台。此外，还设定了12项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政府债务、基尼系数等，G20成员国将每两年进行改革效果评估。G20制定了一个覆盖短期、中期和长期措施的增长战略，以确保“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和“创新增长蓝图”的相关要素得到清楚阐释。

　　在G20的框架内，在多事之秋的国际背景下，创新增长方式的经济议题很容易压倒其他议题，使“中国良方”具有更实质的价值，也具有更真实的需求。G20成员国各国结构性改革重点不同，发达国家希望能寻求强劲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则侧重在可持续增长上。结构性改革列举的九大优先领域，其实是一种经验分享，涉及贸易、金融、劳动市场、创新、竞争等，各国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中国力推结构性改革，是希望引入系统性、战略性的视角，各国经济治理不应停留在某个领域，应该加强不同领域改革的协调性；通过寻找改革最大公约数，让各国自行去探索，这也是中国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经验。

　　一个令人印象殊深的例证是，杭州峰会凝聚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不仅加强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投资、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协调，还利用一套共同指标评估G20整体在优先领域的改革情况：使用“仪表板”（Dashboard）方法对各国指标进行解读，对于不存在各方一致认可指标的优先领域，将补充使用公开可得的其他信息进行评估。运用同行审议，以及OECD技术报告的有关信息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惟其艰难，方知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结构性改革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中国，历史地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