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不断升级和扩大，美欧各国政府纷纷出资救市。截至目前，美国计划安排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加上为分别救援“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的2000亿、850亿美元，美国政府明年的财政赤字将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欧洲各国的救市资金规模合计达到了2.5万亿美元。

　　危机的传导过程也是金融风险逐步向财政风险积聚的过程，在当前美欧各国财政境况不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救援计划对于财政的健康运行将是雪上加霜。在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又遭遇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吸取国外教训，防止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财政政策又该如何“积极“，这是当前宏观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

　　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密切合作应对危机

　　为什么美国救市行动发展到最终可能高达万亿美元的规模，从而带来极大的财政风险隐患？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景学成教授告诉记者，这说明美国政府的救市在“及时性”、“正确性”和“充分性”上存在问题。他说，现在看来，雷曼兄弟9月15日的倒闭是一个重要分水岭。美国政府“牺牲”雷曼是因小失大，作为标志性公司的雷曼的倒闭是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陷入财务危机的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五大投行的危机又是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的重要推手，如果当时对雷曼施以援手，最终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问题上也反应迟钝。

　　当然，7000亿美元并非一定将由财政埋单。布什政府已经宣布将动用2500亿美元，直接收购9家大型银行的股权。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研究员向本报记者介绍，美联储日前发行了一种称为“商业大订单”的商业票据，财政部也有一个2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各商业银行可以持自己购买到的票据到美联储纽约分行兑现现金，这是美联储和财政部、货币与财政手段之间的合作。

　　中金公司研究部研究员沈建光分析认为，美国的救市计划实质是以国家信用置换金融机构信用，以稳定动荡的金融市场。为了保障纳税人的权益，该计划规定任何交易均须包括认购权证，以使得在市场恢复后，财政部可以以较低价格入股并获得收益。因此，救助计划可能成为政府的投资而非财政负担。一旦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度过难关，市场信心恢复，这些金融资产可能显著升值，把坏资产变为好资产。

　　尽管上述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可寄望过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告诉记者，这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经济的整体走势，另一方面更要看所购买的具体资产的质量。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率目前尚属安全，但是有专家估计，今后美国的赤字将以每年2000亿美元的规模增加。一旦美国联邦债务达到11.3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它将超过美国GDP的70%。而在大萧条期间，联邦债务最多不过GDP的45%。美国未来的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未雨绸缪，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部门的抗风险能力，仍是上策。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雍君教授告诉记者，关键问题不在于救市的早晚，而在于美联储和联邦政府对次贷市场当中的严重隐患和风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最终酿成惨重后果。次贷危机与其说是市场危机，勿宁说是监管危机。

　　建立足够的财政储备是最佳预案

　　然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财政救市无可退让。王雍君认为，此时的关键问题是救市的手段和方法。

　　首先，在采取财政手段救市时，政府扩张公共开支通常需要举借债务，如何确定适当的债务规模非常重要。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禁止财政直接向中央银行融资，因为这种融资类似于印发钞票来支持财政扩张，很可能对物价水平和经济状况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其次，由于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与政府的债务管理目标并不相同，财政与货币政策会从不同角度对“适当”的发债规模提出不同要求，货币救市和财政救市发生冲突。这就导致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张与货币政策所要求的信贷规模发生矛盾。此时，非常重要的协调原则是，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总量平衡原则为出发点，以此协调国债发行基本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救市可能引发利率上升，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货币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最好不以增发国债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这进一步要求政府有预先建立数额足够的财政储备基金。

　　但当前美国联邦政府早已与财政盈余渐行渐远。如果考虑到联邦政府的种种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美国早就大大突破了财政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警戒水平。实际上美国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进一步的救市将会突破这个水平。欧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不少国家已经逼近甚至突破这个水平。因此，如果不想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欧美国家动用财政手段救市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所以，从制度建设和防范风险的角度看，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较好的时候，不要花掉所有的钱，每年都省下一笔钱用于建立财政储备。一旦危机爆发，政府可以不必冒着引发财政危机的危险，仓促地大规模增发债务。这是应对危机的最佳预案。

　　倪红日说，在美国，由于政治的原因，即使出现财政盈余，留作财政储备基金的可能性也不大。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预算调节基金，现在问题是做好相关预案，把握好使用方向。

　　王雍君还认为，在中国，财政与国有银行在体制和运作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强大的财政力量本身就是对金融系统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有银行体制意味着财政可以成为“最终买单人”，这是抵御金融危机以及防范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的强大杠杆。但同时应看到，国有银行与政府财政之间密切相联的体制也会带来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帮助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银行形成的道德风险。因此，为了构筑起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的“防火墙”，两个最关键的要点是：建立足够的财政储备，绝不轻易拯救问题银行和问题金融业务。

　　“当然，根本上说，要防范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一个健康稳定的宏观经济体系和有一定远见的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景学成教授指出。

　　财政政策向哪里积极

　　倪红日指出，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已经有了极大改善，在应对危机、支持经济发展上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这就为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何况财政本身的实力也更加壮大。

　　王雍君教授认为，应该制定和实施以拉动国内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将公共支出的重点从硬件转向软件(研发、教育、培训、医疗等)上来，将财政投资的重点从增加资本存量转向侧重拉动民间消费的项目上来。(刘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