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新学年伊始,各地中学语文教材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张梦阳先生写来文章,认为“调整”不等于“撤退”,“调整”之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使之更加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是“正常事情”,“不必过于大惊小怪”。杨建民先生亦爬梳出一段史料,说的是因政见不合,鲁迅与胡适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过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两相参照,倒也饶有趣味。
从胡适一生写的作品看,较纯粹文艺方面的,数量并不多。新诗“尝试”一番外,小说、戏剧等体裁,真正屈指可数。可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于新文学家及作品,予以评骘,自然难免。倘以较现代的艺术观看,胡适不能说多么深通,可长时期地关注并实践,总算不陌生。他于作家及作品的臧否,有些虽然寻常,可许多却颇有见地。这里,我们暂时搁下他对新诗人及作品的看法(数量可另成一文),仅从零散的相应内容中,钩沉出他对其他文学式样的一些言说,以见当时的文艺状况及人物情态。这或者还会有一点意义。
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
胡适对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较欣赏,评价颇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胡适曾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按: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这里说周作人的创作较少,应该是指小说之类,他的小品文,数量并不少。
在当年早些时候,胡适写了一篇重要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几处涉及周氏兄弟,可以一观。在论及外国文学难以古文翻译成功时,胡适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在举了一段译文例子后,胡适说:“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胡适在这里,是说古文译小说的失败,可对周氏兄弟的“古文工夫”,“文章”,“文字”水准,却是颇表欣赏的。说到当时新文学(胡适有时称“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起步未久,胡适的估价并不高。可就在这估价中,惟独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注意,新文艺小说创作成绩,这是惟一提到作家的地方。这惟一,给了鲁迅。
那么,散文方面呢?“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议。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对于此类小品文的特征概括,颇为准确,对于周作人文字的评价,真正不低。小说,散文两个大类,在胡适眼里,由周氏二兄弟各自领军。这一方面符合实际,同时可以见出胡适对二人文学才能的特别看重。
因为政见未合,鲁迅与胡适,后来便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地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这样的位置,实在显现了胡适对鲁迅创作成绩的推重。
其实胡适与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有过颇为相得的相互借重的。具体详情,因在本文内容范围之外,暂且不提,可胡适对鲁迅在这方面的评价,却值得拈出。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的“自序”里这样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研究过程的彼此交流,胡适才在鲁迅逝世后遭到苏雪林攻击时,负责任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陈西滢)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从先前举例看,说鲁迅早年文学作品及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绝非虚饰,这是胡适坚信的认识,无论先前鲁迅曾用怎样一支犀利的笔嘲讽过他。
胡适与周作人的友谊,保持得长久得多。两人后来有诗词唱和,更有抗战初期胡适从伦敦以一首诗作,劝周作人尽早离开北平去南边,可惜周作人以家累为由没有听从忠告,终于落得浑身沾满污泥。在当时,文人间是不作兴当面相互恭维的。可由衷之言,有时也不能不发。1936年元月,胡适在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对周的文章,说了这样几句:“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胡适说的是周作人文章的长处,读者大都是这样感受的,所以写在信中,也并不觉着什么不当。
“《雷雨》实不成个东西”
印象中,除去新诗,胡适对其他体裁文艺作品,发表的看法并不多。即使偶有阅读,记下来的评价也寥寥数语。可这数语中,常常有一些与今天别样的判断。例如1930年7月间,胡适读到了茅盾的小说,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夜读沈雁冰先生的小说《虹》,此书作者自说要为近十年中的壮剧留一纪录。前半殊不恶;后半写梅女士到上海后的演变,似稍突兀,不能叫人满意。此书未写完,不宜骤出版。”《虹》是茅盾1929年所写的一长篇小说(未完成),虽较其他作家更擅长小说写作,可此时的茅盾总体仍在探索阶段,故作品给胡适留下了这样不成熟的印象。日记后面,胡适还加了判断:“作者的见地仍不甚高。”读了《虹》之后,胡适大约为了印证看法,又取来茅盾另一部《幻灭》来读,结果看法更差:“此篇浅薄幼稚,令人大失望。”
当时胡适正在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写到“儒教的成立”一章,很不顺。起了几次头,都不满意,于是又来翻读小说。接续前一天,胡适又读了茅盾的《动摇》和《追求》两篇。此两篇与《幻灭》,是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后来被称为“三部曲”。出版时总名为《蚀》。胡适应该是在一个集子中读到的:“读沈雁冰的小说,《动摇》与《追求》。《动摇》结构稍好,《追求》甚劣。”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读了大量西方小说,留有印象,成了他后来评价国内新小说的基础。当时新小说还处在探索阶段,茅盾初期小说给胡适的不良印象,应该可以理解。
茅盾而外,胡适还读过曹禺的东西,并在日记中记下印象。那是1937年2月的旧历除夕,当天来访客人很多,可到了晚间,胡适却拿起了曹禺的两部名剧《雷雨》、《日出》来读。“读曹禺(萬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金甫(按:即杨振声)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为何这样看《雷雨》呢?胡适略加探讨:“《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按:易卜生,奥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胡适到底博览群书,一眼便看出曹禺受到易卜生及奥尼尔的影响。大约由于这种影响,20岁出头的曹禺没有从其中跳出,所以剧情虽动人心魄,可胡适却以为其中人物不是中国人,“皆是外国人物。”
《日出》一剧,在专业人士眼里,的确如胡适所言:“是一大进步……”胡适还有剧情分析:“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早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太不近情理。”第二天,是春节,胡适还将自己对曹禺两部戏的看法,说给前来拜年的朱光潜夫妇。应该是因为朱光潜从事文艺批评之故吧。以较现代的文艺观看,胡适的见解并不多么深入,可到底有他的眼光,判断力是不差的。
此外,胡适还对郑振铎著作有过一点议论,不过也是写在日记中的。那是1935年5月21日,大约为了备课,胡适翻读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三、四册。”胡适评价道:“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郑振铎的这部文学史,材料的搜集颇丰富,出版时又加附插图(后来出版时便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示特色),本应为读者喜欢,可惜确如胡适所言,判断平庸,文字不讲究,读来“使人不愉快”。日记后面提到周作人的看法,可见在学人中,对此著述意见是大体一致的。
“沈从文是天才”
1929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湘西人,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该校讲师,主讲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虽则有徐志摩推荐,可胡适若是看不入眼,聘用也几乎不可能。那么,对沈从文的才华,胡适有过具体表述吗?笔者所阅有限,还未见到。可有一则可靠的侧面材料,能够对此有所表达。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当老师,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张兆和。可是当时张兆和并不愿搭理这个老师,尽管情书写了一大包,张兆和却并无回应。沈从文急得要自杀,求到胡适。胡适也真有天趣的一面,他竟然插手了此事。当张兆和抱着一大包沈从文的情书找到“胡校长”时:“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胡适)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这是1930年7月张兆和日记所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适对沈从文的评价:“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即使其他地方没有说一句,这些对张兆和说的话,也实在可以表达胡适对沈从文小说艺术的高度推崇了。从沈从文的文学成就看,胡适的推崇确实相当有眼光。
令今天读者或者感觉兴趣的,是胡适还与至今仍以遗作掀动波澜的张爱玲有过一段联系,不仅通信,还见过面。这其中,双方都郑重保留下文字,可资后人寻觅。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及其他,主要看看胡适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
1954年10月25日,正在香港的张爱玲给在美国的胡适寄去她的小说《秧歌》,请其“指正”。因为很小的时候,张爱玲通过父亲藏书,读到胡适关于《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两部小说的考证,引发兴趣,便找来阅读。“这些年,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了不少益处。”这部《秧歌》,张爱玲希望胡适读出那两本书的影响。“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胡适收到信及书后,搁置了两三个月,后来翻开一看,感到兴趣。他便提笔回了张爱玲一函,对《秧歌》称赞了一番:“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张、胡两人都引用了“平淡而近自然”来作小说的评价标准,从行文看,张爱玲应该是引自胡适,可胡适在这几个字也打引号,似亦引自他人。其实,这话正是鲁迅对《海上花》的评语:“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见《中国小说史略》)胡适读到,觉得贴切,便在考证该书时,借用了这句话。这话又给张爱玲很深印象,故而又引这话给胡适……
如此评价张爱玲之后,胡适意犹未足,又对具体内容做了一些解析:“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有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这么厉害’一段……”“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在此之前,胡适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在信的末尾说:“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我很想看看。”这来往的两封信,双方均未留底稿(胡适在日记里特别注明一笔),可张爱玲的信,胡适捡起来粘在了日记里;胡适的信,张爱玲也妥为保存,后来引在一篇文章中,使得我们对他们的这些交往和看法,有了确切的文字证据。在当时的日记里,胡适更有:“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按:张爱玲《秧歌》)可算是最好的了”的评价。因为未留底稿,胡适在日记中,概括记下一笔:“一月廿五日,我答他(她)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由于胡适的推举,张爱玲不仅喜欢上了《海上花》,受影响写出《秧歌》,到后来更用白话翻译一遍,又用英语翻译一遍这部古典小说,这也许又是胡适始所未料的吧。
对于新文学家及作品,胡适一直都有兴趣,可惜他涉足的领域太广,加上纷繁事务,就无暇多读。可是,只要能得手或朋友介绍的作家作品,他都能以很快速度读毕,并予以不外行的评价,显现出在这方面的独有眼光。作为曾经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议论,来自切身感受,来自随新文学过程成长的亲历体验,眼光和感触当然不同一般。这也许是值得后来研究家和读者注意的,也应该是笔者所以乐于努力钩沉出这些评议的一个理由。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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