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为和平而斗争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代表在开城(后来移至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会议。“联合国军”方面，美国当然是谈判的绝对支配者；中朝方面，两党达成协议：对外由朝鲜人民军代表中朝军队，实际的谈判业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由李克农和乔冠华负责领导具体的谈判工作。这样，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等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二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由于美国为确立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军事基础而刻意拖延谈判，并且为避免来自各方的压力而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这次对话因而变得十分曲折艰难。其中又尤以杜鲁门当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事实上，美方是以一种优势的心态来看待停战谈判的。美设定只谈军事问题的大框架，在谈判诸问题上态度强硬，并未表现出真正的谈判诚意。与此同时，出于尽早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直都愿意早一些达成停战协议，因而在战俘问题出现之前总是作出合理的让步，并迫使美国方面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不遭受谴责而接受这些让步。因此，在历经约半年多的谈判之后，到1952年春季，除战俘遣返这一项之外，双方在其余几项议程上基本达成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2年初(2月27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最终立场”是“不同意强制遣返战俘”，即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而中朝方面的基本立场就是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的规定：战事停止后，全部遣返双方战俘。显然，此种立场使遣俘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从而能够尽早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状态。实际上，无论美国学者是否愿意承认，国际学术界利用大量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对其在谈判期间遣俘政策的研究表明，华盛顿当局在战俘问题上的多重考虑，以及其顽固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把问题弄得异常复杂，进而阻碍了谈判的顺利发展。杜鲁门希望利用遣俘问题拖延停战谈判，使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顺利获得国会对政府巨额军费预算的批准，以便实现其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萧规曹随，在赢得总统大选并前往朝鲜战场考察后，他公开发表威胁性言论，表示新政府将使战争升级，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

　　和美国方面的好战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领导人在1952年下半年已经准备致力于早一些打破谈判僵局，解决战俘遣返问题，进而推动战争尽早结束，使和平早日到来。1952年8月，当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时，就向斯大林提出可以考虑“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节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这和谈判无限期休会后(11月)印度在联合国的提案有某些相同之处，只是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抢先在联合国否决了印度提案，使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得放弃对它的讨论。

　　尽管斯大林在12月下旬向《纽约时报》记者表示，苏联希望结束朝鲜战争且愿意与美国新总统合作，举行双方的首脑级会谈。然而，从周恩来早先的提议来看，中国政府早在斯大林转变想法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对停战谈判的政策。斯大林关于停战的新思想只是与中国的政策调整方向相吻合罢了。至今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采取与西方缓和的新方针，导致中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政策，即中国调整政策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到1953年初，中国领导人曾考虑由中朝方面首先提出谈判复会的可能性。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后，正式着手考虑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只是，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职业军人出身的美国新总统急于兑现在总统大选中许下的诺言——在朝鲜实现停战，因而打算继续贯彻在朝鲜前线考察时的想法：如果在短期内不能通过谈判这种软方式尽快缔结停战协议，那么就采取军事上的硬手段，发动强大的地面进攻，甚至企图诉诸核武器扩大战争的范围，以迅速结束战争。在对停战谈判复会不抱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首先应“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的请求，以一种“例行公事”的方式，向中朝方面提出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美国人的行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良好契机。毛泽东特意指示一线的谈判人员要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策略。中国政府在和苏联新领导层协商后，由周恩来在1953年3月30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表明了中朝方面所作出的实质性让步。甚至美国军方官修战史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提到战俘问题并作出了明显是关键的让步”，“展现出自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

　　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为契机，停战谈判在1953年4月26日复会，但由于在具体的遣俘方案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所以谈判在5月中旬再次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政府沉不住气了，准备扩大战争以迫使中朝方面缔约。尤其是该政府在5月20日明确制定了以核攻击为核心的结束战争的政策。就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制定扩大战争计划之际，中国政府一直朝促进谈判成功的方向努力。在停战谈判复会后，周恩来曾指示中方负责谈判的代表，“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并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协商精神促成朝鲜停战不利的”。当5月下旬美国代表就遣俘问题提出一个新方案时，中朝方面经细致研究后予以接受。6月8日，双方就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7月27日缔结了至今仍旧生效的《朝鲜停战协定》。

　　总之，在推动朝鲜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迈向和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自始至终致力于打破停战谈判僵局，而且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在调整谈判政策，力争尽早缔结停战协定。特别是在和苏联新领导层的意见一致后，中国政府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其所做的一切皆与美国政府发出的使战争升级的威胁信息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领导人根据对形势的判断作出决断，通过与美国方面艰难的博弈，最终推动战争结束，使朝鲜半岛恢复和平状态。

　　(作者：邓峰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