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何方忆:张闻天节俭出名 工作像特别快车(图)

　　何方，陕西临潼人，1938年入延安五期抗大，1939年入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先后在承德、哈尔滨、双城、东丰、辽阳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学习，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两个人的人生都发生了逆转。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万千。

　　从准备去联合国到“转战”苏联大使馆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毛泽东应邀第一次访问苏联，双方经过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为了支持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建议中国尽快成立一个代表团。毛泽东当即接受意见，并告国内准备，亲自指定张闻天为代表团团长。并未接到直接通知的张闻天是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的这一消息，于是立即收拾行装，偕夫人并带领何方等几个人一同赴京上任。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设置障碍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且还操纵多数通过反华决议。去联合国一事被迫搁置，代表团只得解散。1951年2月，中央改派张闻天接替因病不能返任的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张闻天一行人遂于同年4月“转战”苏联大使馆。

　　何方说，张闻天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那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总是要先了解情况，然后根据掌握的情况总结以往的工作，找出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日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再经集体反复讨论，修改完善后加以贯彻落实。刚到苏联大使馆，张闻天便根据这套工作方法迅速地展开了工作。那时，新中国尚未有一支外交队伍，派驻使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多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如今到了陌生的国度，不免有些迷茫，当时国家外交工作的中心是抓什么，日常工作该如何安排等问题尚未明晰，因此使馆人员大多不清楚做工作的方向。担任大使的张闻天迅速了解并掌握了使馆以往工作的基本情况后，针对使馆工作人员的结构，利用自身长期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工作的优势，在到任一个月后，召开使馆全体人员会议，就使馆工作方针和任务结合国内情况作了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报告。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使馆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研究驻在国情况及其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根本任务，并宣布使馆增设研究室，以加强调研工作。为了带动使馆工作人员学习，他还规定各部门要组织人员加强学习外交业务和驻在国语言。张闻天认为驻外使馆是国家的派出机构，更应实行集体领导和发扬民主，基于此他提出并建立了一系列内部的规章制度。何方当时被张闻天任命为研究室主任，这是新中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具体“研究”什么，用今天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何方在张闻天的指导下，边摸索边总结，一干就是四年多。

　　那时的外交干部，外交业务和一般知识都较为缺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张闻天在苏联大使馆期间，除工作、调研外，还身体力行抓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外文学习，安排得满满当当。张闻天本身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学习的人，在他的带领下，使馆的工作和学习气氛都变得很热烈。何方除了紧张的调研、研究工作之外，张闻天还专门给他加了一个新任务，就是在工余时间给大家讲《联共党史》以及不定期的作时事报告。这个任务让何方连闲暇的时间都用来收集资料、撰写心得……在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看到张闻天也拿个小板凳跟大家一起听讲，有时还记上几笔，弄得台上讲课的何方心里十分紧张。

　　何方回忆说，在驻苏使馆的那段日子，自己跟随张闻天研究国际问题，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报告，看了无数的调研材料和书籍。张闻天总是给人一副谦谦学者的印象，他没有什么喜好，平时烟酒不沾。买书、藏书、阅读似乎是他唯一的嗜好。业余时间，何方常常陪张闻天到莫斯科的大小书店看书、买书，张闻天的阅读范围之广令何方惊叹，从政治经济理论到各种通俗读物，乃至一些中小学教材，他都会买来看。在他的影响下，何方也开始买各类书籍，并渐渐地喜欢上了收藏图书。现在何方家里的书架上还摆放着当年在莫斯科的书店买的一些图书。这些陈旧的图书记录了何方与张闻天的一段“志趣相投”的情谊。

　　在何方的影集中，还珍藏着一张与张闻天等人的珍贵合影。那是1954年，中央决定调张闻天回国，改派新任大使。8月，张闻天提出组织人去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参观访问，一来为调研列宁格勒的情况，二来为弥补在苏联四年有余却从未去过的遗憾。张闻天的节俭是出了名的，根据他的规定，每个参与参观访问的人员均要自费，很多人终因此而放弃。何方说，当时考虑到在苏联的时日不多，担心错失机会，于是他和夫人宋以敏“算是豁出去了”，参加了这次调研。同行的还有武官吉合少将的夫人。这样，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团的成员最终确定——张闻天、刘英夫妇，何方夫妇，武官吉合少将的夫人。

　　在列宁格勒的参观访问很仓促，由于费用昂贵，只是匆匆参观了几处景观，一些著名的景观都没有机会参观，这让何方多少有些懊丧。

　　外交部的“笔杆子”

　　1955年1月，张闻天奉调回国，2月1日，正式到外交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部务。

　　到外交部后，张闻天不改一贯的工作作风，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伙伴都相对陌生，张闻天此时急需一个他熟悉的助手来协助他尽快完成外交部工作的“启动工程”，于是跟随他从东北到驻苏使馆，并参与了驻苏使馆“启动”的何方成了不二人选。同年3月初，何方被急电召回了外交部，紧接着投入到外交部的“启动工程”中。

　　何方在外交部被任命为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有了在驻苏使馆的一些经验，何方在进入外交部研究室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研究工作。那时，他每天都要看很多文件、电报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凡送张闻天的材料，或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张闻天都让何方先看一遍，把“头道关”，渐渐地，有些文件和电报何方自己就可以处理，不需要上报张闻天，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那段时间，张闻天针对各式各样的问题，身体力行展开调研，发现问题后，再讨论制定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或改进。他做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具个人特色的就是散步。何方说，张闻天喜欢散步，也善于利用散步的机会，调查了解些情况。例如，他曾经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同志去中山公园散步，在闲谈中就了解到了研究所的干部结构和工作情况，以及对某个问题有些什么看法等等。通过调研，张闻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研究题目，再经过讨论研究出相关措施，并落实到实处。在他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集体领导得到加强，工作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业务水平也大大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了驻外使馆的工作经验，张闻天到外交部后，专门起草了《关于驻亚洲各使馆研究调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提出“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工作是使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业务之一”，要求使馆必须经常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研究驻在国的动态，特别注意研究驻在国同我国的关系和改进双方关系的可能性，及时向国内反映情况和提供建议，发挥国家耳目的作用。并对各使馆调查研究的范围作了划分。

　　何方跟随张闻天搞调研，根据调研情况起草报告、文件、讲话稿，是当时外交部名副其实的“笔杆子”。何方说，从驻苏使馆到外交部的这五年间，算得上他这辈子写字最多的五年，也是受到张闻天影响最大的五年。张闻天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分秒必争，跟他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偷懒，只能搭着他的“特别快车”跟着跑，在张闻天身边工作，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工作以外的很多东西。在何方心中，张闻天不光是上级，也是一位严师。

　　庐山会议之后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张闻天的人生轨迹。

　　会上，彭德怀的一封信引发了庐山会议议题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了反右。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得知这一消息的何方大为错愕，充满担忧。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晚上何方便到住所看望。散步时，何方表达了自己的惋惜和担忧，张闻天还平静地安抚何方，并联系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上山”是偶然，而“发言”是必然，共产党人要讲真话。话语里仍满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信任、忠诚和责任感。

　　然而事情的严重性大大超出了何方的预料，揭发批斗张闻天的暴风雪才刚刚来临，全国外事系统开会，集中火力，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局限于庐山会议上的是非。由于长期跟随张闻天工作，各方都要求何方站出来，同“反党”的张闻天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何方被迫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在“揭批”过程中，何方给自己定了三条底线: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知晓的事情，坚决不说。

　　1975年张闻天被安置在江苏无锡，化名张普(意思即普通人)，1976年含冤病逝。

　　参与“揭批”张闻天一事成了何方的心结，至今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对张闻天深感内疚，他说，遗憾的是没能有机会向张闻天赎罪补过。

　　1999年，离休后的何方告别从事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转行学习中共党史。程冠军 刘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