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剧本和皮影
这次电视台来采访,10多名老腔艺人聚在一起排演老腔,摄像机显眼地架着,村子里却连一个看热闹的都没有。搁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村子里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一唱起来就会有人扎堆儿。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凑在一起,谁要起哄说整上一段,就会有人唱上那么几句。张四季为此还得到过几包烟的奖励。他每唱上一段,就会有人给他买包烟。
名震一时的老腔艺人张全生的故事,如今即便在双泉村也鲜有人知道。上世纪40年代初,有人来请张全生的戏。他因家里遇事不想出门,就借口没有柴烧了,自己要去打柴。对方听后,竟用3头骡子将柴从70里外送到张家。张全生不得不连夜兼程,赶到对方家里唱戏。
老腔艺人中还流传一个故事。民国时西安城中有人请老腔艺人唱戏,同时还请了唱别的戏种的几个戏班子。晚上“对台”时,老腔皮影戏台前的人寥寥无几。但老腔一出,马上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后来人越聚越多,致使戏台前不远的一堵围墙都被挤倒了。
“那时看戏的人很多。有的人甚至要跑几十里路跟着看。有时一本戏唱完,台下的人还要求多唱几个折子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喜民笑出声来。
张喜民保留有50余本剧本。这些剧本被裹进包袱,放在电视机下的一个柜子中,现在很少拿出来。他的班社活跃时,他出门总要带上这些剧本,唯恐事主家点到自己不熟悉的戏。其实,他不看剧本也能唱出十多本戏。
现在,他几乎连一本也记不全了。跟着党安华跑东跑西,他用不着费神记剧本。即使是排演传统段子,也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每个长度不过几分钟。
他们的父辈、祖辈,视剧本和皮影为宝贝。那是他们的饭碗,丢了这两样,就等于砸了饭碗。
民国时的老腔艺人张玉印患病求医,对外称能治好他的病者,将获得全部的老腔剧本。一人将其病治好后,张玉印又生反悔。次年,张玉印在一个村子演出时,治好他病的人跟随而至。趁戏演完拆台子之时,此人接住了从台上递下的剧本包袱逃走。报官后,张玉印才追回剧本。但此期间,戏本已被人誊抄一遍。至此,老腔广为流传。
“文革”期间,双泉村的老腔艺人为保存剧本,颇费心思。张喜民的父亲偷偷在祖坟旁挖了一个洞,将装有剧本和皮影的戏箱藏在洞中。有时半夜三更,他还会起床到坟地看看戏箱是否还在。
张四季的父亲则在家中进门的地方挖一个大洞,洞中放了一口大水缸,将戏箱放进水缸后,再在水缸上盖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垫上土,最后又把地复原。红卫兵来抄家时,他准备了一些破损的剧本和皮影,交出了事。
村里最早的剧本是乾隆年间的,在张新民手中,他是名角张全生的儿子。如今,他的剧本也没再翻动过。他还有100多个皮影身子以及500多个皮影头,但这些皮影,夹在硬纸板中,被层层包裹着,也有很长时间没去动过了。
张喜民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学他的手艺。倒是他的一个小孙子,偶尔能唱上几句。但他并不主张孙子靠这吃饭,“娱乐娱乐就行”。
2006年,张四季跟着党安华到北京演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孙子叫过来,教他唱老腔。孙子唱了那么几句,张四季感觉心里舒坦了。不过最终孙子也没跟着他学戏。
目前整个华阴,能唱老腔的不过20余人。年纪在40岁以下的艺人,几乎没有人能唱本戏。
白毛和张喜民近年收了不少徒弟。他们也想教这些徒弟们唱全本戏的老腔,可是没几个愿意学。
“老腔现在火了,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想现学现卖。”张喜民说。
不过,这些只学了皮毛的徒弟们过得也不错。他们被党安华整编到另外一个团队,拿着固定工资,在华山脚下一个演艺厅演出。
实际上,近800人的双泉村里几乎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偶有几个年轻人,均表示不喜欢看老腔表演。一个40岁出头的村民说自己是村里素鼓队的一员,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了。
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
11月7日在西安的演出,照旧是老节目《陕西十大怪》,台下照旧是雷鸣般的掌声。演完后,有人提议趁早溜走,不必等晚会结束。
“没意思。不如早点回家睡觉。”一名老腔艺人说。
回程路上,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和他们的生活离得遥远的问题。比如,他们讨论法国前不久发生的游行,讨论即将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讨论美国刚刚增印的6000亿美元,讨论台湾人的生活。
“我觉得台湾人活得不幸福。大街上看不到一个闲着的人。有的人都老了,还在工作。哪像我们,老了就什么都不干了。”有人说。
“我们都已经老了,不也照样跑来跑去?”另一人反驳道。
“我们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以歇着。”这边不服气。
双方争执不下。有人打圆场,两人不说了,又扯到别的话题。
这些年,党安华带着这群老腔艺人,从华阴走向全国,甚至还远渡重洋,到日本、美国等地演出。
去年在美国演出时,虽然语言不通,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穿着礼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外,还是一次次将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这些陕西的农民。
当时,党安华为是否打字幕与美国的主持人争执不下。最后承演方决定,不要字幕,要的就是一种味儿。演出结束后,党安华通过翻译跟剧院的经理开玩笑说:“我以为这种大剧院只上演高雅艺术,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经理笑着说:“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美国之行,这些艺人每人得到了220美元。张喜民将这些美元全都藏在衣箱里。他的哥哥张转民,则给两个孩子一人一百美元,自己留下20美元,“做个纪念”。
张喜民现在只有衣箱,戏箱早就被他扔掉了。但他仍旧记得戏箱的故事。有一次下大雪,他的班社从中午就出发,走路到一个30多公里外的地方演戏。赶到事主家后,已经晚上8点多了。事主很不高兴,没让他们吃饭,就逼着他们开唱。
饿着肚子唱了一出本戏后,事主才让他们吃上饭。饭后,事主又要求他们接着再唱一场,不然就扣下戏箱不还。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加演了一场。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才在一个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小睡了一会儿。
这几年,老腔艺人们的生活处处都是变化。在双泉村,自古以来一年四季都是两顿饭。上午10点过吃第一顿,下午4点多吃第二顿。现在他们出去演出,一日三餐。有时午饭是自助餐,菜品不少,但有人小声抱怨饭菜难吃。
他们在北京演出时,一名在此求学的陕西籍学生曾多次跟着他们看演出。后来,他还专程到华阴观看表演。有一次,他对党安华说:“党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老腔艺人开始挑剔饭菜的质量,开始挑剔酒店是否舒适。不知道这样下去,他们是不是在演出时会丢掉一些质朴和纯粹?”
党安华的回答是“应该不会”。但变化终归是难以避免的,这从他们面对电视台镜头时的表现中就能看出。
“大家都准备好。”在镜头下,张喜民从容地招呼着大家。而第一次面对镜头时,有记者问张喜民,你今年多大了?张喜民回答,我吃过早饭了。
摄制过程中,他们为某人的一个错误发生争执,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全然不顾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他们拍。
休息时,他们还是会开开白毛的玩笑,而白毛总是笑而不答。有人要求他唱段酸曲,给大家解解闷。白毛忙摆手说,“我不会”。事实上白毛是会的。
今后的演出,张喜民依旧会招呼伙计们曳一板,白毛的水烟袋还是会煞有介事地点。班子中唯一的女艺人、53岁的张秋雅,也还会朝着观众羞赧地抛个媚眼,扭几下屁股。
他们会继续收获掌声。党安华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到西安演出,到北京演出,明年还可能到美国去商演。
那些散发出霉味的剧本,那些被尘封的皮影,不知何时才会被再次翻出来。那些在谁家门口随意地唱老腔段子的记忆,不知还能不能再现。
也不知道,再过一些年,那些与老腔皮影有关的俗语,比如“老腔影子节节硬”,比如“老腔影子大口派”,是不是还有人明白它们的意思。
本报记者 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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