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 金融奇才陈云如何打压物价飞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面临着物价飞涨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才半个月，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局势下，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能“马上治天下”。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则趁机作乱，并不无讥讽地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收拾残局，一场经济战役悄然打响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多年内战之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不容乐观。国民党在败退台湾时，又把金银财宝席卷到台湾，这对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就必须尽快稳定飞涨的物价。

　　1949年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有一些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共中央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物价上涨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仅从7月到10月，货币发行量就由2800亿元增加到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存在特殊情况，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而造成这次物价飞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里，由于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他们囤积居奇，兴风作浪。

　　1949年11月1日到5日，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简称）紧急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常务会议。因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能，毛泽东委任陈云主持会议，陈云同与会者一起分析了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

　　通过分析，陈云发现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拥有这样的实力已可以削弱通胀。但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会成为杯水车薪，致使整个消除通胀的计划功亏一篑。

　　陈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定要慎重，要选准时机。陈云具体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得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出手的最佳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可以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了。

　　打蛇打七寸，处事分轻重。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当时，用于平抑粮价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陈云再三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穿衣问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二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

　　陈云起草的这份电报稿经周恩来交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同意执行此计划。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