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入选中国文化符号 专家:调查很规范

　　王一川：厚古创今，倾力建设现代中国新传统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对外公布。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项历时半年的调查显示，在候选的270项中国文化符号中，全国大学生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前10项分别是：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而现代和当代文化人物、文学形象、科学家、当代新科技等文化符号的认可度普遍落后于传统文化符号。大学生缘何如此“厚古薄今”？这种现象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王一川就这些问题向记者作出了解答。

　　厚古创今的当代文化建设原则

　　记者：由您主持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以大学生为蓝本绘出的一张中国文化表情图。“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符号上，而现代文化符号的承认度却很低，这种“厚古薄今”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能多大程度上代表国民的文化认同？

　　王一川：您用“以大学生为蓝本绘出的一张中国文化表情图”来形容我们这次调研，很给力啊！首先要看到，这种“厚古薄今”现象其实不仅发生在大学生当中，而且发生在各个国民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国民甚至认为古代中国才是有价值的，而当代中国没啥可取之处。根据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外国居民也同样存在这种相近的偏见。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与古代中国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而自成独特的文化典范不同，当代中国才仅有几十年历史，还是新生的和稚嫩的，它的独特文化风范还有待于进一步展现和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无论中国居民还是外国居民，往往存在一种似乎已经颇为坚固的传统偏见，就是古代中国才叫中国，当代中国不叫中国，而是模仿西方体制而形成的，缺少中国风范。这样两方面合起来，使得“厚古薄今”的偏见至今仍有顽强的影响力，改变起来不容易。当然，进一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是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文化传媒、文化产业等的宣传教育有关。也就是说，上述“厚古薄今”偏见其实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文化建构的产物，是由我们当代的教育、传媒和产业等合力“塑造”成的。这种“厚古薄今”现象决非自然物而是文化建构物。您看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其中的中国文化风范演示是很精彩的，效果被视为“无与伦比”。但同时，我又感到一点美中不足：它们所展现的更多地属于古典中国而非现代中国。这一点，也可以用“厚古薄今”来衡量。这其实也已经有不少论者指出来了：与古典中国文化符号被展示得博大精深而又魅力无穷相比，这两场演出中，为什么没有多少现当代中国符号被展示出来？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扭转这种趋势呢？

　　王一川：要扭转这种趋势，根本的一项工作是加强当代文化建设，而在此基础上，与此同时进行的，还要靠我们的文化教育、传媒和产业的宣教作用。我希望能推行这样的文化建设原则：厚古创今，即是在厚待古典遗产的同时倾力开创新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既要从古代中国文化吸纳丰厚的传统养分，又要从当代中国生活激流中创造性地获取活的资源。我这里的厚古创今原则包含至少3层意思：一是厚古，就是充分地厚待和尊重古典中国遗产，大力推进它在现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创今，就是大力开创当代生活的新价值、新风范、新符号；三是让两者结合及交融起来，在厚古中倾力开创新的生活。

　　大学生的双重文化人格问题

　　记者：这项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了当代大学生具有一种隐形的双重人格及流体型文化人格，传统与现代文化似乎在大学生主体中出现了内在悖反，比如他们认同书法却可能并不懂书法艺术，他们喜欢流行音乐却并不一定认同它的价值，他们在尊崇传统的同时追逐流行。作为国家文化认同的精英群体和未来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这种悖反，对中国文化继承与发展和软实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

　　王一川：实话说，当我们根据调查分析而进一步提炼出这一概念时，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难言的。大学生们的选择表明，他们在填写问卷时，是在普遍地抑制自己的日常感性喜好而竭力伸张内在至高的理性取向。对于这种选择，如果单从问卷中反映出的他们积极主动的政治觉悟和应有的文化水平看，那是可以得出“他们是让人放心的一代”之类乐观结论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些被抑制的日常感性喜好平时又该怎么办呢？往哪里释放和对象化呢？例如，当大学生内心狂热地喜欢着周杰伦，却偏偏要抑制自己而理性地选择孔子时，他们的内在灵魂在经受怎样的熬煎或痛楚？也许，他们多年来对于此类问卷或习题，早已习以为常了，一点也不存在内心煎熬或痛楚？不管怎么说，我想我们已经和正在接触到一种内在地分裂或冲突的隐性的文化人格状况。不妨做个对比：对于我们77级、78级一代大学生，我们那时的文化人格是内外一致的，内心喜好与外在张扬几乎趋于一致，属于一种固体型文化人格，简称固体人格；而今天的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却是内在地分离的，内心喜好与外在言行可以相互分离和共生于一体中，属于一种流体型文化人格，简称流体人格(或液体人格)。30年过去，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

　　这样的流体人格状况显然会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产生影响。但真正重要的是，我想，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拥有这种双重文化人格的人群难道仅仅只有大学生群体？难道不包括更早的中小学生以及更晚的在职群体？今天的社会中，有多少人是带着这种双重文化人格生活着而不自知？重要的不是只盯住大学生群体，而是通过他们进一步关注所有的人群，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可能的双重文化人格状况。而这，才是当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正视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之一。

　　还有，能否顺着这一点延伸和扩展开来，请心理学界专家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大学生乃至全民的文化人格演变状况来一次或多次调研分析，进一步分析大学生文化人格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及其演变规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只是提议罢了。这样的调研由心理学专家来做才真正具有权威性。我们只是借助这次课题调研，提出一种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说罢了。

　　记者：我了解到，随着大家对这项调查报告结果的了解，也相应产生了一些质疑，比如有意见认为该调查只针对部分地区的大学生，这样的调查范围局限使其结果不具有广泛性、公正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有人认为孔子、长城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受了历史的涤荡，用不着貌似谨严的课题项目承认才成为文化符号等，您如何看这些意见？

　　王一川：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一次调查而已，不可能从中引申出更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您从我们发表于《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的调查报告原文可以看到，我们是严格按照调查研究的规范来做的，即是以科学抽样的方式来做调查的，抽样范围涉及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的大学以及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等等。单就大学生群体调查来说，我们是严谨地操作的，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权威性。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做的毕竟只是当前在校大学生这一有限群体的抽样调查，而真正完整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观调查，则需要扩大到在校中小学生、在职人员、市民与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中去进行，而那是另外的远为复杂的调查了，仅凭我们课题组是远远不可能承担的。其实，我们课题组在着手这项调查之前，对大学生究竟会有怎样的选择是心里没底的。我多年在大学教书，感觉越来越不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是否都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周杰伦、吴彦祖等流行符号而非孔子、汉语、鲁迅等？去年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组委会的同学们在北国剧场搞了个某某影星与粉丝见面会。由于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更是事先对粉丝的狂热度严重地估计不足，没想到引来许多热狂的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向前，渴望与偶像面对面地亲密接触，不顾一切地冲击、欢呼、尖叫，几乎挤出一场事故来，搞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发誓不敢再同意组织这样的活动了。但或许就是她们中的一些大学生，很可能在填写中国文化符号问卷时，却高度理智地不会把这个偶像选进去。

　　至于您提到的，有人看到我们现有的调查结果就想当然地以为“已经过了历史的荡涤”而属多此一举，并断言“用不着貌似谨严的课题项目承认”。其实那是一种经不起反驳的误解。在没有见到这种确切的调查结果之前，我们凭什么能够事先认定“孔子、长城等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受了历史涤荡，去伪存真”？我们凭什么认定它们就是人们乐意选择的中国文化符号？单纯的理论推断能够服人吗？这至少说服不了我。我们需要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依据，即便是抽样调查这种相对合理但仍然有限的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怎么断言什么东西“已经受了历史荡涤”？

　　当然，更需指出的是，课题组的调查所重视的，不仅是大学生究竟选择了哪些中外文化符号这一点。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选择行为背后究竟披露出怎样的异同及相关的丰富信息。例如，当大学生选择孔子、长城、毛泽东、邓小平等文化符号时，是否体现了地域、性别、年龄、学科、大学层次等之间的差异？我们关注的是选择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这次提出的大学生的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问题，包括“固体人格”与“流体人格”之分，就是调研中预先无法预料而又合理的收获之一。

　　国民艺术素养关乎文化软实力

　　记者：您在2009年就曾呼吁要重视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并建议从艺术素质教育转向艺术素养教育。能否谈谈这种转向的内涵？

　　王一川：我之所以提出要提高国民艺术素养，并且把这看做当前艺术活动和艺术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国民群体还在单纯地用“真实性”、“典型性”等传统美学原则去鉴赏当前艺术媒体与艺术界，而不知道当前艺术媒体及艺术界早就懂得了如何以其丰富多样的虚构、变形、夸张、幻想等修辞手段去征服他们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提高国民艺术素养，首先在于提高他们对于艺术媒体及艺术界的清醒的理性辨识力，养成识别各种修辞手段的艺术素养，减少上当受骗的概率。应当先辨识真假而后鉴赏审美，而非先鉴赏审美而后鉴别真假。这种艺术辨识素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调整的，用中国传统术语来说，是长期养成的，不断地濡染而成的。所以我主张用“素养”代替原来的“素质”概念。

　　记者：您曾首次提出并深入探讨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艺术公赏力，并一再指出国民艺术素养提高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国民具备“艺术慧眼”，即拥有高度的艺术公赏力，并强调说这也正是艺术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您如此重视艺术公赏力原因何在？

　　王一川：提出艺术公赏力，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共鉴赏力的生成。艺术不再只是属于个人或特定人群的特殊神圣物，而是属于公共领域中的共享对象，或者说“公器”。这样，艺术就应当经得起公共领域的争议、评判和检验。而公民或国民也应当主动地承担起以其独立的“艺术慧眼”去辨识、鉴赏、评判艺术作品的任务。

　　记者：您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提出，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以当下“文化的物化”为代价的，此次研究成果中大学生对当代文化符号和文学艺术的相对漠视与当前“文化的物化”趋势是否有直接联系？如何理解当代艺术的物化现象？

　　王一川：应当讲，这次调查结果同“文化的物化”现象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少我目前还没有看出来。这说明，一次在校大学生抽样调查结果所能说明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啊！当代艺术的“物化”现象，应当说是同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艺术生产的普遍的“物化”大趋势密切相关的，这要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例如，一部《阿凡达》就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3D电影热潮，可见全球化决不只是一种理论概念，而就是实在的艺术生活或文化生活了。《阿凡达》凭借3D技术显示了高超的“物化”力量，在技术层面强化了这种文化的“物化”可能性。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完全选择从外部去抵抗“物化”的天真做法了，也就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去反抗“物化”。而只能置身在“物化”激流中去抵抗“物化”、反思“物化”，借“物化”之力去抵御“物化”。这种难度可想而知，但也是可以做的。

　　记者：面对全球化浪潮，提升文化软实力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歌德曾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许多人强调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就要依靠民族文化，复兴传统，但同时很多人坚持只有西方的、现代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平衡自己，“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文学艺术如何应如何选择？

　　王一川：您引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名言，坦率地讲，这太容易引起误解了，我对它一直是持质疑态度的，今天来引用一定首先要小心它所布下的逻辑陷阱。它把“民族的”与“世界的”对比或对立起来看，这本身就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说已没有多少道理了。因为，在现代全球化条件下，“民族的”往往就是在“世界的”或“全球的”这类巨大压力中被强化、逼迫出来的，同时也是在“世界的”趋势中拯救似地被抢救、张扬出来的，而“世界的”也往往是在同“民族的”相比较意义上来说的。它们之间与其说是本体上的差异关系，不如说是本体上的对应关系，就是一个是在同另一个相比较或对应的意义上而存在的，彼此之间在存在上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当然其中可能包括情感与想象上的认同等内涵。

　　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来：“民族的”与“世界的”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历史地变化的。历时地看，以往外来的“世界的”东西在历经漫长的本土化以后，在今天也可能早已变成“民族的”了，例如佛教及其衍生的文化传统，例如敦煌壁画、大足石刻、少林武功、千手观音等，它们在今天难道不正被视为“民族的”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并频频吸引国内外观众吗？但要知道，它们在进入中土的起初，也曾被视为外来的或“世界的”而遭遇排斥呢。所以，我们不能把“民族的”与“世界的”这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看，在今天尤其要看到的是，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生硬地分开了。当前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至少可以说，全盘西化或复归于古代，都不足取，也不可能。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提倡的是，中国艺术应当走现代新传统的道路。我们的文化选择和艺术选择，应当既是现代的而非古代的，同时又是传统的而非西方的，因而是现代生成的中国新传统。我们的文化艺术应当走现代新传统的道路。不能一提起传统，心眼里就只有古典传统而没有现代传统。参酌古典传统而开创现代新传统，应当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文艺要给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记者：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您能否谈谈“十二五”期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点？

　　王一川：我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及其象征形式系统向外部释放的柔性吸引力。当前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按照我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4个层面理解，应当同时从4个层面做起：一是提升中国文化符号的软实力，例如我们这次调查选项中被选择出来的汉语/汉字、孔子、长城、兵马俑、京剧、胡同文化、鸟巢等；二是提升中国文化传媒的软实力，例如央视春晚、贺岁片等；三是提升中国文化制度的软实力，例如举国体制等；四是提升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软实力，例如“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我们现在谈论的中国文化符号软实力固然重要，但只是4个层面中的一个层面。这4个层面应当形成合力。

　　记者：“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阶段性成果应该说为文艺界提出了新的课题，您认为文艺界应如何调整自身，以形成提升整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助力？

　　王一川：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我们的文艺界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着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主要地看有两方面：第一，要转变观念。要把文艺不再简单地看成是个人审美鉴赏的对象，而应同时看成国家实力的运行手段，这就是要把文艺实力化。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要依赖于多方努力。第二，要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去采取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际行动。例如，如何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当然调查的范围、方式等还可以扩大)去有意识地生产和推广位居前列的中国文化符号？如何强化现当代中国文化符号的宣传和教育？文艺界如何自觉地在创作中弘扬中国文化符号的感召力？

　　记者：“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工作，这一阶段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合此研究成果，您会组织相关的后续研究吗？

　　王一川：我们的“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调查”只是整个“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实施的第一阶段中的一个子课题，而且是这个子课题中的一小部分。另有若干子课题还在平行地做。第二阶段就是主要整合第一阶段各个子课题的成果，统一出一个总报告，以及若干其他附属性报告，以便结项。当然，以后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后续工作可以做起来，例如中国文化符号的美学研究、中国文化符号的艺术学研究等。

　　记者：通过此次调研，您是否还有其他感想和体会、意见和建议传递给公众？

　　王一川：感谢贵报关注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研究，并且提供宝贵的版面平台给我们以同读者进一步交流、解释、阐发、释疑的机会。《中国艺术报》是国家最高级的艺术专业报纸，你们如此看重中国文化软实力课题、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观调查以及国民艺术素养培育，是很有战略眼光。希望你们能进一步关注和推进国民艺术素养研究，让我们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艺术素养的濡染、养成的权利，而这正是他们的个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的国民所必需的。而对读者，我想说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养成一双艺术慧眼。

　　作者：乔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