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为何在广州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其中在广州发动的就有三次，即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和辛亥黄花岗起义(1911年)。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连续在一个中心城市发生三次反清武装起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因素，也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有关。

　　首先，从社会政治因素上来看，广州在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是一座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17世纪，它曾对正在建立新王朝的南下清军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进入近代，广州又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和受害特别深重的地区，所以广州人民的反抗热情高昂。从鸦片战争开始，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和后来的反租地、反英人入城斗争，继之，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和天地会洪兵起义的中心地之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会党活动仍然十分活跃。而且借助于广东在海外的华侨众多、出入频繁等便利条件，“广东会党分子常常出没于海内外，活跃于港澳之间，联络他们，有利于革命派争取海外华侨和利用港、澳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清末广东新军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和加入革命团体者也相当普遍，庚戌新军起义前，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3000余人，占新军总数一半以上。这就为武装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基础。所以孙中山当时曾说，起义“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彪悍之徒三四十万”，“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

　　其次，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上看，广州在近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新生资产阶级，在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较早，发展亦较快。以民族工业为例，据民国初年农商部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12年，广东已有工厂2426家，广东无论在工厂数量和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数量方面都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广东的这些民族工业大多设于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因此这里也是新生资产阶级的聚集地和活动场所。20世纪初，在广州已出现商会、自治会等资本家的社会团体，一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商办”报刊相继创办，资本家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越来越明显。广州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及运动的中心地区，是有其阶级和社会基础的。

　　第三，从文化因素上看，广州乃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岭南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比较开放、勇于创新和讲究实用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进入近代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展开，更获得空前的发展和质的飞跃，从而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民主思想在岭南的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成长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文化氛围。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杰出领袖，固然与他系统地接受西式教育、吸收融会西方先进文化密不可分，然而也同岭南文化对于他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在考察了岭南文化对孙中山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的影响后所指出的：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成为一个伟人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所必备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圈内的许许多多的有名和无名英雄把孙中山推向了民主革命的前沿。从这一方面看，伟人孙中山是他所从属的岭南文化作用的产物。孙中山是如此，近代岭南的许多民主革命志士也是如此。 

　　第四，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过程中，一直特别重视经营广东，而广州作为广东首府，自然更是重中之重。这同孙中山以及其他不少粤籍革命党人的乡土情结诚然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广东人，同盟会成立后，其不少成员，尤其是一些领导骨干，也仍然是来自广东，他们比较熟悉家乡(包括家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社会关系、方言等)，又十分希望革命能够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开花结果，所以很自然地会将起义地点选在广东。选择广州作为起事地点的决策不仅得到粤籍党人的支持，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得到许多非粤籍党人的赞同。(作者单位为济南市委党校马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