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雪冷血热》揭秘东北抗联———
军旅作家张正隆今年62岁，家住在大连著名的风景区老虎滩附近。不过，“蛰居”大连13年，他没去过海边，写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正隆开始自费走访东北抗联曾活动过的40多个县，采访对象多达百人。这些抗联战士很多年事已高，很多受访者已经高龄垂危，有些采访因已经没有存活者而无法再现当年情景，成为永远的遗憾。有的受访者得了老年痴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却能细致地讲出抗联生活的艰难困苦，那是深入到大脑皮层里的记忆，让张正隆感到深深的震撼。有些采访对象讲到兴奋之处，心脏病发作或是整夜失眠。这些都让张正隆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本书写不出来我会死不瞑目。”此后，他又用了5年时间，每天伏案15个小时，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边整理采访记录，如今他将这些故事汇集在新书《雪冷血热》中。书中不但叙述了抗联战士，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英雄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与斗争大历史，也呈现了国民党员、教师、地主，甚至土匪在那段时期抗战救亡的小历史。
为什么看重抗联的这段历史？张正隆说：“因为这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不该更不能忘却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强大。强大的前提是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建设发展、强国富民。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想想我们的前辈在战乱中颠簸，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多少明白些。而我们能拥有近60年的和平，都源自《枪杆子：1949》或者《雪白血红》中的军人们的献身……我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
■三千万人的命运因为九一八改变
“清末民初，我的太爷爷为生活所迫踏上了闯关东的旅程，走时他们因为背井离乡而痛苦不堪，但关外黑油油的土地，又重新燃起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黑土地真肥啊，抓把土就能攥出油来，我的太爷爷和爷爷们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奶奶们都裹着小脚，耕种时站一会就撑不住了，跪在那继续干活。所有人都在辛苦的劳作，脸上却挂着笑容，因为他们知道黑土懂得感恩，你为它付出多少它就回报你多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如果没有九一八，没两年，他们就能成为土财主吧？买地，挣钱，然后把金元宝一罐罐埋地下，按照这个轨迹发展，后来的我也当不成兵了。”
“可惜，九一八来了，世道乱了，胡子（土匪）、日本人成为农民的梦魇。那年一队胡子闯进了村子，要带走我爷爷。太爷爷死活不干，因为老大太犟，‘都说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老大这一去只怕有去无会，太爷爷恳求胡子带走能说会道的老三，于是三爷爷被抓走了。过了许多天，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花子出现在家门口，那正是半路上偷跑回来的三爷爷，一到家他就瘫了，在炕上过完了下半生，‘如果离家还有几十公里，我还能跑’，我记得小时候他跟我说。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还能继续跑的三爷爷现在只能躺在炕上。岁数大了，我才意识到家和土地其实是农民最大的奔头，到家了，一口气松下了，人就完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包括我爷爷一家在内的东北三千万农民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年少时，我怀揣着保家卫国，当战斗英雄的梦想当了兵并在军队服役了一辈子，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后来采访四野、抗联的历史，在人生的暮年成为书写战争呼吁和平的反战者。”
■“宁教你打死，不教你吓死”
“我的感触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没有一支队伍有抗联这么苦。当时关东军是日本兵中的一流部队，军力有七八十万，装备都是最精良的。而抗联大多数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人也不多，在11个军里面，人最多的3军、就是赵尚志那个军，最多时才三四千人，其他一些军只有几百人。人数最多的时候只有3万人，打到1945年抗战结束，只剩下了几百人。1938年以前，日子还算好过，那时候森林里一年四季都有人，夏天采木耳、猴头、人参，冬天打猎、烧炭、伐木，抗联走到哪块都有吃有住。1938年以后，日本人把这些人全都赶出来了，能进山的人都是特务。赵尚志就是被进山的特务打死的。抗联也没有吃的了，夏天可以吃点野菜，冬天连树皮都吃不上，因为树皮都被冻住了，根本扒不下来。我采访的曹曙焰跟我讲，他手下当时有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每个人一杆三八大盖枪，子弹也很充足，但饿到最后，遇到狼连扣扳机的力气都没有，活活被狼吃了。你说杨靖宇肚子里面都是树皮什么的，实际上抗联战士基本都是那样。杨靖宇一米八的个子，彪形大汉，当时我就想，如果那天有个窝头，他一定不会让日本人抓到。”
“我再讲一个人叫老于太太，她是个土匪，后来被抗联收编了，成了抗联队伍里女兵最多的队伍，最多的时候这支队伍一百多人，80%是女的。女兵中大部分是汉族，都是裹了小脚后来又放开的残脚，老于太太自己有五个孩子，中间死了一个，还剩下四个，打仗的时候，她后背背一个孩子，剩下三个围在身边，她一手一枪，边打边跑，一双残脚，箭步如飞，就这样在山里坚持了好几年。为了生存，女兵都得吃一种草药，一吃就绝经了，不能再做母亲，人都被逼到那种份上。后来我采访了她孙子家，特意问老于太太叫什么名字，都说不知道，家谱上只写着王氏——那么一个强悍的女人，竟然没有名字。”
■“许多人实在熬不下去，就投降了”
“我时常在想，红军长征是伟大的，长征中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那才多长时间？东北抗战14年，黑龙江每年有半年冬天。抗联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根据地，没有兵源，死一个少一个。现在考古到神农架找野人，有没有野人不好说，但当年东北大兴安岭野人可太多了，都是抗联的人，男女不辨，脸没法洗，都是锅底色，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不长胡子，小孩看了他们就说鬼来了。许多人扛不住，就投降了。”
“其中包括‘抗联’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一师是一军主力，让他任师长兼政委，足见杨靖宇对他的信赖。此人文武双全，指挥过大小战役几十次，其中最著名的‘摩天岭大捷’，歼灭日军今田中队48人。1938年6月29日，程斌的师部和保安连被敌人发现并包围。敌人还抓了程斌的母亲和哥哥，要抗日还是要妈？程斌挺痛快，要妈！投降了！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总计有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翌年秋天开始的‘野副大讨伐’中，1路军受到重创，杨靖宇牺牲。这次历时一年半的‘大讨伐’，对抗联危害最大的，就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都是叛徒。”
“那时候，抗联对待叛徒也有矫枉过正的情况。我写过一个叫赵明山的人，当年在吉林山里当抗联，有一年除夕，部队搞活动，所有人就坐在一起点篝火唱歌跳舞。赵明山发现，团里的两个副官一直在边上巡视，看见谁抱着枪睡觉，或者没精打采，就把人叫走，那一夜一共被叫走了5个。那些人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明白，被叫走的人都‘背小树’去了。就是找一棵树用绳子，没有绳子就用捆柴火的榆树条子，在人腰上捆一下，脚脖子捆一下，脖子上捆一下，再弄一个粗棍子在脖子上搅两下，还有一个动作，再往他肚子上踹两脚，听那人放两个屁，人就彻底完蛋了。死去的人都被扒光了衣服、鞋袜，因为要留给活人用。赵明山跟我讲，到后来包括洞房花烛夜他都不敢看媳妇的裸体。东北那时候有澡堂子，他说从来不敢去洗澡，不敢看光溜溜的人。”
“这样的历史，许多人都会觉得太残忍，怎么能不分清楚到底是不是叛徒就把人处决呢？但还原到历史中是可以理解的，抗联把粮食资料全藏在山里，大家吃穿就靠那点东西，出一个叛徒，东西保不住，连人也要全部战死。要保卫星星之火，就防卫过当，有点蛛丝马迹，千钧一发，没时间去查，就地处理……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口音南腔北调，省骂也五花八门。抗联往往骂‘妈个巴子，你个叛徒’。‘妈个巴子’不难理解，‘你个叛徒’，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后来明白了，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气愤得无以复加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战争年代的残酷与生命的可能性，是和平年代很难想象的。”
■文/本报记者 祖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