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合影
毛泽东8月24日给蒋介石的第三次复电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离开延安时在机舱门口挥手致意
“弥天大勇”。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时，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曾经如此赞叹。
重庆谈判发生在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经过8年浴血奋战，英勇的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接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就在这时，蒋介石三电毛泽东，邀他前往重庆谈判。
然而，国民党其实并无诚意，而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毛泽东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用行动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
43天的谈判，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转折的契机。
“毛泽东先生来了！”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雾的重庆却是个大晴天。
刚过中午，《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坐着吉普车，风风火火地来到《大公报》记者王淮冰家。石西民告诉王淮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下午要到重庆了。”约他一起去采访。
得知这个消息，王淮冰喜出望外。这几天，他与重庆新闻界的朋友们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会不会冒险来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正反两方，各执一词，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没想到，议论正酣，毛泽东已经率团飞到重庆了！
王淮冰坐上石西民的吉普车，一路向机场飞奔，沿途又接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最后当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上车时，一辆小小的吉普车已挤满了人。
“僵持八年，令全国非常焦急关注的国共团结问题，已因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王淮冰后来回忆，他这句新闻导语，就是在这辆闷热拥挤的吉普车中构思出来的。
当王淮冰等人走进候机室时，发现各党派人士早已守候多时了。民主同盟的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几位老先生，不时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相比之下，前来迎接贵宾的国民党官员周至柔、邵力子等人，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476650号军用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机舱就是毛泽东。他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蓝布中山装，还特意穿了一双新鞋子。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为了捕捉这个难得的历史镜头，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照相机的咔咔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成一片。亲自把毛泽东接到重庆的赫尔利看到这番情景，非常满意，悄悄地在毛泽东耳边说：“简直像在好莱坞。”
记者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提问，有的递名片，有的抢着握手。一干民主人士却被挡在外面。年老、个儿小的沈钧儒，在人群外急得直跺脚，一边挤一边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虽然接机场面非常热闹，但王淮冰发现，到场的多是外国记者，仅有的几个重庆本地记者还是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约来的。原来，为了减小毛泽东到渝的影响力，国民党对重庆本地的报纸封锁了消息。
时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的王抡楦回忆，毛泽东到达重庆那天，《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蒋介石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亲下指示：不发社论，不写专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总之一句话，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还是像惊雷般在重庆上空炸开了。毛泽东到渝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名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论。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兴奋地写道：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庆谈判”会像《大公报》期望的那样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吗？也许，坐在谈判桌边的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这么乐观；也许，他根本没想到毛泽东会单刀赴会。
三封电报
毛泽东之所以来重庆谈判，皆因蒋介石那三封言辞恳切的电报。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秦立海告诉记者，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大有深意。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100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11日一早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的建议。
毛泽东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而后再一次要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并写道：“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毛泽东继而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毛泽东出山，8月23日，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去，还是不去？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安全问题。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初谈不顺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研究者秦立海对记者说，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只是想将毛泽东一军。如果毛泽东不来，则可以把挑动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趁机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秦立海说：“这种观点固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不能认为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当时，蒋介石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又正值抗战胜利，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机会逼中共就范。如果共产党迫于各方压力接受了和谈条件，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告诉记者，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