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撰写的《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本书作者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在总理夫妇身边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说到周恩来的胡子，可以说在我见到的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颏就会一片漆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跟踪，甚至搜捕，他常常留起胡子，化装成富商和传教士，所以当年大家都管他叫“胡公”，一提“胡公”就知道是周恩来。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主人士中仍有不少人称他“胡公”。
留着胡子的周恩来“胡公”
我第一次听他说有关胡子的事
我是1945年8月下旬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勤劳，虽然党中央给他们配备了工作人员，凡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只要工作不是特别忙，都是自己亲手去做，从不劳动别人。比如洗手绢、洗袜子，周恩来都是自己动手，就是刮胡子，也都是每次刮完以后自己将刮脸刀和刀架洗净擦干再放回到盒里。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当时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和国民党谈判，并参加三人调停小组到全国各地视察，并做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他工作特别忙，连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一些生活小事就不能亲自动手去做了。一天，他亲自示范，教我如何洗、收刮脸刀片和有关用具，并说，以后这些事就要请你帮我来做了。同时还交代说，以后凡是我不能用的刀片，就用手纸包起来放在一边，说明我已经换了新刀片，不能用的旧刀片，你可以拿去做别的用。我都一一照办了，他非常满意。
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粗，又特别快，一个刀片用一个礼拜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他用刀片比别人要多。有一天，他的刀片用完了，要我上街去买一包新的，我便跑到南京新街口当时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柜台里摆着几种刀片，由于我是第一次给他买刀片，不知买哪种牌子的好。再加我们当时都是供给制，每人每个月发不了几个钱。尽管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圆的薪水，他们都交给了党中央，和大家一样过着供给制生活，手头也没多少钱，从节约出发，我给买了一包中等的。谁知这样一来竟好心办了错事。第二天周恩来刮脸的时候，发现刀片不对，就把我叫去说，我胡子粗、又硬，这种刀片刮不动，你拿去给别的同志用吧!接着又指着旧刀片告诉我，你把它拿上，就照这种牌子的买。这时我才知道他刮脸只能用“老人头牌”的。
1946年11月，国民党不顾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决定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在撤离前，自然每个人要做些准备工作，比如买一些土特产、日用品之类。我个人倒是没什么准备的，因为我当时还没结婚，光棍一个。需要考虑的倒是由我负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首长。他们来南京一趟，多少得带一点东西回去，带什么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只有两样东西最合适：一是“老人头牌”刮脸刀片，这是周恩来需要的，是延安买不到的；一是茶叶，周恩来、邓颖超两位首长平时并无嗜好，唯有每天两杯清茶，而且带回去还可以作为礼物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些。经请示领导同意，我便上街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和10斤龙井茶。买150片刀片是考虑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供三年之用，而10斤茶叶则是考虑到分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些，而余下的周、邓两位首长也可喝上一阵子。事后我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她批评我说，茶叶买得太多了。我向她解释后她再没说什么。
我们回到延安后，紧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再往后就是进城。刮脸刀片周恩来一直用到1949年进入北平城，仍然绰绰有余，而茶叶除了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余下的则成了周、邓二位首长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细水长流，邓颖超指示我，每次泡茶叶要放以前的一半。就这样，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基本上能喝上清茶。事后邓大姐表扬我说，小成，还是你做得对，想得周到，要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1949年进城后，在周恩来的生活中，第一件需要解决的就是刮脸刀片，我几乎跑遍了北平城，后来总算在当时的王府井“王府百货商店”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单面刮脸刀片。两年后，“王府百货商店”也没有了，只好托人到上海买。
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1951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写报告给中央，建议让他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休养两个月。周恩来选定大连。5月底，我随周恩来到达大连，住在近郊黑石礁一个有一幢二层楼的小院里。开始，他只在院子里或者在院子外边的附近散散步，一个星期后，他提出要到远郊风景区或者公园去看看。这样一来就给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出了个难题。当时，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正在打仗，大连又和朝鲜隔海相望，还有不少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伤员。周恩来已是一国的总理，一旦被认出，必然招致一些热爱中央领导同志的群众的围观，而且暴露目标后，还有可能遭到敌机的袭击和美蒋特务的暗杀。经过和地方搞警卫的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让周恩来呆在家不是办法，也达不到疗养的目的，只有从不暴露目标方面考虑。怎么才能不暴露目标呢?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化装。可怎么化装，6月天又不好戴口罩，我提出让他留胡子，大家都同意，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原则上也同意。于是由警卫秘书何谦利用周恩来上午在走廊看报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接着，他像讲故事似地说，过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时，就常常留起胡子和敌人周旋。
不仅如此，他还讲起了23年前一次遇险的故事。他说，2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发生在大连，当时我和小超(指邓颖超)去莫斯科参加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从上海乘日本轮船出发。当时周恩来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扮做古玩商。路过青岛，上岸吃了一顿饭。当时正赶上日本人在济南枪杀了我外交官，打死打伤我国群众数千人。他买了各种报纸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到达大连码头上岸时，遭到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盘问。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智斗，他不但泰然地应付过去了，而且要求日本警察给他和邓颖超找最好的旅馆住，并给他们买火车票。火车经沈阳到达长春后，发现再没有人跟踪了，这才下了车，住进旅馆。脱掉西服，换上了长袍马褂，和邓颖超去了莫斯科。……
从接受我们建议那天起，周恩来就留起了胡子，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长得很像样子了。他先是在内部活动，参观一个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都是由大连市长韩光陪同。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一天，洗脸前他对我说，去拿开水来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我一想也是，一国总理怎么能怕群众?这有个政治影响的问题。接着，他边刮脸边对我说，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打消了其他人员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