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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谢正宜 报道
2010年，著名导演张艺谋宣布开拍电影《金陵十三钗》，电影仍在雏形，各方却力表其有望征战奥斯卡之情。而张艺谋本人表示：“《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本子，是我当导演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这样一个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严歌苓是很有才华的女作家，这部电影，她剧本打磨得很好。 ”
昨天下午，这样一本已被“延伸产品”带领得闻名遐迩的“原著”，与其作者、此前刚因一部 《铁梨花》被人一再提及的著名作家严歌苓共同亮相，强调电影剧本是“集体创作”之后，严歌苓也对读者就其作品“文学性下降”的质疑回应：“以后创作会分清文学与剧本。 ”
18年资料准备选择凄美
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早已存在，然而此番“扩写“，却无异于重视自我、再度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短篇作品进行扩展写作，因为在与张艺谋导演的合作过程中发现，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而这就需要大量史料和史实的掌握，这部全新的长篇就是根据最近收集到的大量史实，充盈丰富的一部长篇。同时，根据我对史料的重新发掘，了解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战俘的欺骗与屠杀的全过程，以及埋尸队的情况和他们从拯救幸存者到出卖幸存者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对人性进行全新的思考，对作品的内容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改，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现那一段民族的苦难史，以及小人物在面临大悲剧时所表现出的人性最根底的残忍与可悲。 ”
关于这个苦难题材的整个准备期，严歌苓更是经历了18年之久：“我从1993年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看到他们搜集的各种照片、资料，包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每次看完这些，我都有一种冲动，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惨绝人寰的大事件的小说。我要是真的去写大场面可能也写不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这是我个人审美选择。 ”
而谈及这次新作的不同，严歌苓表示：“第一个版本里面有很多错误，我在长篇小说里纠正了，另外也加了一节后人对女孩子们下落的追寻，我想通过金陵十三钗这样一个战争的故事，在小小的角落里，各种人物完成了他们人格的成长、转变、完善，最后达到升华。 ”
电影剧本是集体创作
对于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与小说之间的区别，严歌苓透露：“电影剧本先写出来，小说是几个月刚刚完成的。电影编剧过程除了我，还有刘恒和其他的编剧，有时候张导演也会把他的思路告诉我们，我们再根据他的想法重新理顺，所以最后成果应该算是一个集体劳动。 ”
先有大热的电视剧 《铁梨花》，后有注定大热的电影 《金陵十三钗》，严歌苓总是与影视有缘，然而她却表示，自己对交出去的本子 “特别没自信”，甚至抱着一种“鸵鸟心态”：“我不敢期望，我对所有自己的作品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首先是不敢看，就像我从来不敢看人家采访我的文章，总觉得自己会说无数傻话，我就这么一个性格，觉得活到这个岁数，别对任何事情的期望值太高，每次写完稿子发出去以后我就特别战战兢兢，如果人家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就觉得对方否定了我的作品，写到今天我还是不自信。 ”
当然，严歌苓这种“先天”的不自信，和张艺谋及他的班底无关，她甚至极度赞誉了张艺谋的性格和制作功底：“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张导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非常随和、快乐、精力无限、常开玩笑、常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有时讲的故事甚至都可以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他这次是非常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我到南京看过他们整个拍摄场景，还有他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我觉得种种征兆都显示，电影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品。”
文学、剧本不能混为一谈
虽有如此成功的《铁梨花》和如此愉快的《金陵十三钗》在先，但严歌苓的内心，始终是将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严格区分的，她表示，自己还是更加注重纯文学作品的创作，因此，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而不希望读者将她的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混为一谈：“我有一半是非常非常爱文学的，要写一些纯粹为文学写的作品，但是另一半的严歌苓是非常爱电影的，就专门为电影来写，我希望这两件事别混在一起。 ”
严歌苓承认，文学和影视剧本的混杂，容易让自己造成“巨大的妥协”：“人不是圣贤，电影电视给我带来这样大的收益和影响，我就会不自觉地去写能够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东西，这是下意识的。所以我现在就要对自己强调，我写的东西绝对不能再拍电影了，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命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