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讲，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报纸上两种主要的文字体裁，新闻报道是主体、是基础，而新闻评论则是旗帜、是灵魂，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工作、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是党报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最权威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等重要评论形式，也包括编者按语、短评、专栏评论、述评以及杂文随笔，后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言论。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中，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时间段，其社论、评论员文章等重要言论都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重要评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也正因为此，在办报实践中，《人民日报》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评论工作，注重发挥重要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可以说，做到了始终高举党报评论的旗帜。
《人民日报》60多年，社长、总编辑已有20多位，这里仅就邓拓同志担任总编辑时参与组织撰写重要社论或评论的一些事例，来感受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政治担当和业务素养，希望能对今天的工作有所启迪、有所借鉴。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中央调邓拓同志从北平市委到报社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我国著名报人范长江同志。那时，范长江主管对外联系，邓拓总揽编辑工作。
时逢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大转折中。新中国成立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百万大军正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大多数新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加上美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保家卫国，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面对如此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任务十分艰巨。当时《人民日报》才发行8万多份，通讯员不过200人，平均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只有42封。那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总共只有366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共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的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拼命精神。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报纸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报纸的发行量虽然由于纸张困难被严格限制，每年还是迅猛增长。据统计，1949年底，总发行量为9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48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55万份。
建国之初，各条战线工作都异常紧张。为了建设新社会，必须清理旧基地。短短3年之内，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成为公有制的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的同时，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报纸做好舆论引导、宣传解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必须通过党报向人民群众宣传；对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反映和总结。因此，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评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他鲜明地指出：“社论是表明报纸观点的旗帜，报纸必须有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当时，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报纸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8篇。邓拓到《人民日报》后，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仅亲自动手撰写重要社论，而且提倡编辑部大家动手写社论。起初，有些同志觉得社论高不可攀，他鼓劲说：“不要把写社论看得那么严重，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编辑记者写了社论，他都精心帮助修改。社论送审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邓拓就在编辑记者中广为传播，鼓励大家说：“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是每个编辑、记者都应当掌握的战斗的文字体裁。大家都要动手写评论。”从此，报上的言论多起来了。到1952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就写了19篇。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邓拓同志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如《朝鲜战争的一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战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继承鲁迅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等等。这些社论，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及时评论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对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拓同志博学多才、文思敏捷，长期的游击办报的环境锻炼了他，使他的社论写作常常“倚马可待”。这些“倚马可待”的佳话，至今为中央机关报同志们传诵。
有些社论由于时间性很强，例如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有时晚上八九点钟才接到周总理办公室通知，需要赶写社论第二天配合重要新闻发表，遇到这种情况，邓拓同志就亲自动手。这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立刻拿起稿纸坐到校对科去，写一页，发排一页，校对一页。清样一出来，他仔细看过以后，马上送总理审阅。那些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约有60来篇，其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就有16篇之多。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的邓拓同志，初到人民日报时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那时，他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后院最后一排，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还是不搬。说：‘叫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农村打游击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就在这样的没有阳光的房子里，邓拓同志日日夜夜笔走龙蛇，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的报纸大样。繁重的工作把他累病了，他靠在床上仍旧坚持工作，每天送到他身边的报纸清样和稿件，几乎盖满了他的床。
1958年8月，邓拓同志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工作。1959年2月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不平常的全社大会，欢送邓拓同志。在这次会上，邓拓同志作了《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折中主义》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他念了自己写的一首律诗，题目是《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邓拓同志一直反对当“新闻官”，他自己也没有当过一天“新闻官”，总是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战斗在新闻第一线。除了撰写社论和重要评论外，邓拓同志还时常亲自提笔写各类文章，他要求编辑记者“十八般武器件件皆通”，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
今天来看，邓拓同志那一代新闻人高举党报评论旗帜的实践和精神，非常值得学习继承。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报的社长、总编辑，都十分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可以说，各种形式的新闻评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形成了一系列叫得响的各具特色的评论品牌，比如《人民日报》的“任仲平”文章。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全文4600字。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以“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从此，每当遇到一些重要时刻，每当产生一些重要话题，我们都会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任仲平”文章。“任仲平”文章，以高屋建瓴的立论、真挚平实的情感、深入透彻的说理、文学的语言，创造性地诠释了社会思潮深刻变化时期我国宣传思想工作所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和丰富内涵，有力地引领着时代变革的舆论先声，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1993年之后，历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一等奖评论作品中几乎都有“任仲平”文章。以2008年以来的三届为例，《走好全国一盘棋》获第十八届一等奖，《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获第十九届特等奖，《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获第二十届特等奖。200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出版了《人民日报任仲平60篇》，全书收入了1993年至2009年间16年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60篇“任仲平”文章。可以说，对于关注中国历史进程的读者来讲，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不啻是倾听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心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
评论是旗帜，是灵魂。无论从引导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党报新闻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新闻评论都以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严格的科学性、权威的引导性，成为党报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新闻体裁。高举评论的旗帜，要始终践行，要有的放矢，更要不断创新。唯此，党报的权威性才能充分发挥，党报的影响力才能充分展示，说到底，党报的“喉舌”作用也才能充分体现。这是党报的使命使然，责任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