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张秋实教授 记者 何晓刚 摄
提起瞿秋白，人们多会想起那个戴着圆框眼镜，长身而立的书生形象，但就是这个斯文书生，在风云多变的时代，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求解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最后为坚守信仰付出了生命。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张秋实在她的专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封面上，用三句话对瞿秋白的革命人生进行了概括：由一名普通驻俄记者到学养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由一名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者；由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瞿秋白一生只活了36岁，但他短暂的人生却与武汉有三次情缘。”昨日，张秋实告诉记者，通过瞿秋白与武汉的这三次交集，可以一窥他由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中国革命探索之路的历程，“可以说，他探求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起于武汉；他认识到党内存在右倾错误并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始于武汉；他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起点在武汉；他率领全党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号角从武汉吹响；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从武汉开始。”
第一次到武汉：
迷茫青年试解
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瞿秋白第一次到武汉，是在他母亲自杀、一家星散、东飘西零的家庭悲剧达到顶点的1916年。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常州市一个士大夫家庭，“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但由于其祖父和父亲终生不得志，全家都靠着叔祖父瞿廷韶的势力和宦财过活。1903年，叔祖父在湖北任上病故，遗族分家，瞿秋白一家开始典当度日，最后还极不体面地住进瞿氏宗祠。
1915年夏，瞿家债台高筑，瞿秋白不得不辍学到无锡郊外杨氏小学当教师，以维持全家生计。儿子的辍学、亲友的逼债让其母亲金衡玉非常绝望，于1916年正月初五自尽。此后，瞿父远走济南，秋白和弟妹分赴杭州、武昌、北京，寄居愿意接济的亲戚家。
1916年12月，瞿秋白第一次来到武汉，他先在堂兄瞿纯白的资助下，进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后到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住了一段时间。
投奔这两处亲戚，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二是满足求知欲望。周家藏书丰厚，瞿秋白在这里除了看书，就是与学富五车的表兄周均量切磋学问，品诗论画，谈经议政，社会问题要由政治解决的观点开始进入他的脑海。瞿秋白在武汉仅住了三个月左右，在两位兄长的帮助开导下，他渐渐由一个迷茫痛苦青年，开始思考求解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到武汉：
参加1926年12月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1917年春，瞿秋白辞别周均量随瞿纯白一家到北京寄居，9月，他考入俄文专修馆。
随着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相继爆发，瞿秋白冥求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答案的“内的要求”被触动，像当时中国的其他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0年，瞿秋白克服重重困难，以中国第一代驻外记者身份，到新俄国采访考察。在苏俄，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了俄共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他随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回国，投身中国革命运动，负责中央宣传工作。曾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1月，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承载着中国国民革命全部理想的重镇赤都的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于12月18日结束，一共开了6天。
作为中央委员，瞿秋白随同陈独秀从上海到汉口参加了这次特别会议。但这次会议，实际上反映了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在革命紧急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其报告被通过，形成决议，在全党贯彻执行，造成严重危害。
汉口特别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回到上海。由于肺病复发，1926年底至1927年1、2月间，他一边工作，一边休息。在这个过程中，联想到汉口特别会议的决议，瞿秋白感到有必要从根本上、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于是他抱病写成了一篇代表当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文献，也是奠定他作为中共党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扛鼎之作——《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次到武汉：
开启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
1927年3月，瞿秋白奉中央命令到汉口，与张国焘一起主持中央在汉工作。第三次到武汉的瞿秋白经历了由一般中央领导人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变化，就在这一年的“八七会议”上，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
这一年，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中国大革命由轰轰烈烈走向失败，这一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国共合作领导革命，到独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转折时期。这一年，瞿秋白28岁。
4月27日至5月9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半个月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大会召开第二天，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被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吸引住了，一边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一边发出会意的笑声和议论声。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里，矛头直指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与共产党彻底决裂，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召回驻华代表鲍罗廷，派来新代表罗明纳兹。瞿秋白成为罗明纳兹的重要助手和政治搭档，他们共同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中共紧急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史称这次紧急会议为“八七会议”。
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头从汉口天津路22号的德林公寓（七·一五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步行到离此处不远的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的紧急会议。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结束。
会议的议程有三：一是由罗明纳兹作报告并进行讨论，中心内容是纠正过去的错误；二是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提出以自己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即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三是选举中央临时政治局。会上，瞿秋白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8月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常委，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的第二位掌舵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期间，瞿秋白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历史文献的第一个单行本出版，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与此同时，瞿秋白在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实践中提出并不断丰富了“农民割据”的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他的探索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是我党关于创造农村根据地思想史上的重要开篇。这个开篇之作的起点正是武汉。
记者 肖娟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