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剧照
本报记者 张 婷
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南泥湾》、《保卫黄河》等革命老歌，大多数中国人能哼唱，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风靡全国而传唱至今的歌曲，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经典曲目。
而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品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1964年，当时的中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日益减弱，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因此，那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特殊含义。为了庆祝这一特别的日子，《东方红》横空出世。
周恩来是总导演
《东方红》舞蹈编导之一的佟佐尧告诉记者，当时《东方红》的创作是受了两个大型歌舞的启发，一是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一是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立即决定：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全国文艺精英，搞一台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大型晚会——《东方红》，向国庆献礼。为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东方红》的排演，周总理亲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
创作伊始，周总理首先召开了《东方红》领导小组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会议，会上明确指示，《东方红》是以艺术的形式，完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歌颂中国共产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周总理对创作内容的每一部分都十分谨慎，均以会议的形式，和创作组一起反复推敲。
《东方红》舞蹈编导之一的孟兆祥提起周总理，一脸佩服的表情。他说，排练的日子每天都能看见周总理，他不仅说话办事雷厉风行，还不摆“大官”架子。当时身为毛泽东文艺秘书的江青观看完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排演后，希望把天安门前的秧歌舞改成京剧舞蹈。周总理尊重她的意见，马上提出修改方案。孟兆祥和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接到任务后，两天之内完成了作品。第三天晚上，周总理就来审查节目了。“当时，穿着演出服的我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恍惚中感觉到一只大手在不停地轻拍我，并且说‘小同志，醒醒啊’，我睁眼一看，吓了一跳，总理正微笑着站在我身边。我一看表已是深夜3点多。”孟兆祥回忆道。所有演员立即上台表演，这段仅两分钟的演出连续汇报了两遍。周总理看完后，连连点头，并走上舞台，再三向演员们表示歉意和感谢。随后，又立即召开修改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开场白没有官话，第一句话就是“请同志们说说有什么困难”，一句话说得大伙儿心里暖暖的，也扫除了心里的顾虑，纷纷畅所欲言。周总理对所有的问题，甚至细致到舞台上地毯的使用，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整个会议不到30分钟就结束了。
周总理不仅关心创作本身，还关心全体演职人员的思想工作。为了让大家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团结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甚至，外国友人观看《东方红》，提出如幻灯片的投放、服装等细节问题，周总理都“对答如流”。因此，所有人都承认周总理是总导演。
不计名利的创作组
1964年7月中旬，《东方红》开始创意筹备，中央从全国调集各路艺术精英进京，创作队伍由近百人组成，包括导演组、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组等，每个参与者无私的奉献精神充盈、贯穿了整个创作过程。
“《东方红》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新中国文艺界无私合作的楷模。”孟兆祥说。以舞蹈组为例，所有人亲如一家，在创作上，更是毫无保留地互相帮助。所以，《东方红》的每一亮点，从不属于某人，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他在创排“过雪山草地”一幕时，开始总想着怎么表现红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组内讨论时，大家都认为立意尚浅。坐在他对面的佟佐尧建议以“护旗”这个动词为核心去编舞。顿时，他茅塞顿开：护旗一举多义，一是红旗代表着对军队的指引方向，二是可表现与自然斗争的场景，三是表现了万众一心的革命意志。最重要的是，那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内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护旗的舞段表现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红旗也永不倒。演出效果极好。
音乐组的团结一心，至今回想起来，令人感动。孟兆祥说，当时，音乐组的成员皆为远近闻名的作曲家，如时乐蒙、李焕之、李劫夫等，这些老将都不计名利地抱作一团共同创作。如第二场的《井冈山》、第三场的《长征》和第五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可谓是贯穿《东方红》的三大主干歌曲。演出问世后，这3首合唱歌曲迅速风行全国，而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是现在的作曲家们难以做到的。对于一个主题，作曲家们先分头创作，然后把各自的作品上交组织，组织把这些作品集中编号，不记名，然后开会讨论。会议一般由组长时乐蒙主持，由声乐演员逐一视唱作品，但不公布作者。唱毕，组里所有成员对这些作品评估。由于是不记名，所以大家的评审是公平、公正的，有的说2号作品的头两句节奏好，5号作品中间旋律动听……会后，时乐蒙把所有的意见归纳，最终把大家都称赞的乐句串联成一首歌，《东方红》中许多动听的歌曲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这也是《东方红》的创作能够高速、高效的根本原因。
真情实意的演员
《东方红》里演员的阵容更是强大，除驻京的各个中直文艺团体及总政、空政、海政、北京军区、铁道兵、工程兵歌舞团参加之外，中央军委又将沈阳、南京、广州、济南军区等歌舞团的演员迅速调集北京。1964年8月12日，3000多人的庞大演出队伍开始集中排练。
以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歌唱家胡松华谈起《东方红》，十分自豪：“47年前，当我领受了中共中央总指挥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为增强新中国诞生的喜庆气氛，在‘伟大的节日’一场里增加一首运用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男高音独唱曲目。那时，正逢我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入生活返回北京不久，很有创作激情。我连夜写出了《赞歌》，两三天后迎接了周总理、陈毅元帅的审查，他们高兴地一遍通过。”“现在出去散步，我经常能碰见当年《东方红》里的‘红领巾’，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聊起《东方红》，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向我描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台下看演出的表情，谈他们还是孩子时参加演出的感受……真是段美好的日子。”
舞蹈家刀美兰回忆起《东方红》还带有少女的甜美与羞涩：“在《东方红》里担任花环舞的领舞时，我才19岁，是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舞蹈家赵青、崔美善等都是我的姐姐。作为傣族人民的代表登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全国人民跳舞，真是无比的荣耀和幸福，所以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激动。”
“那时演出条件很艰苦，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的高级化妆品，演员所需的化妆品就是三大罐——粉色（粉底）、红色（胭脂）、黑色（眉及眼影）。化妆时，所有人用手抠出一块来涂抹。所以，还不擅长化妆的我经常化得红一块、黑一块的，被大伙儿笑。抹头发的头油也不是很好用，由于自己的头发太顺滑，很难盘起来。为了固定发型，我就想出用粘信封的胶水抹到头发上的点子。大伙儿又都笑我。为了演出，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说到这些，刀美兰笑得很“得意”。
3000多人的演出队伍，无论何时都井然有序，表演时，道具、动作不会有一丝差错。候场时，全体演员一队队整齐地排着，像一支正规的军队。为了鼓舞大家的意志，排练完，负责人还组织演出队互相学习观摩，对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以快板等形式在全队面前予以表扬。就这样，在那个物质条件艰苦的年代，全体演职人员在无报酬的情况下，齐心协力，用真情实感奉献出了一台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1964年10月2日晚，《东方红》第一次公演。舞台版的《东方红》共分8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社会各界及国外贵宾共1万多人观看了演出，全场情绪高昂，掌声久久不息。
“《东方红》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的战歌。”舞蹈编导之一的邢德辉如是说，“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回顾《东方红》创排过程，是为了回顾和总结历史中那些正确的思想，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