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当年拍摄的木雅贡嘎雪山，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洛克（左三）和他的纳西族探险队员
在1900年庚子事件后被严重妖魔化，变成野蛮、落后、肮脏、污秽的象征的中国形象，在神山的照耀下被彻底扭转。洛克向西方介绍的横断山脉美景，为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安身的精神流浪者提供了一个纸页上的家。
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l884-1962）被称为西方研究东巴文化的鼻祖，美籍奥地利人，于1922年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并以云南的丽江为总部，度过了他此后生命中的27年。他在边远山区采集植物和飞禽标本，不间断地进行摄影，他在西南边疆的探险生涯，直接影响了《消失的地平线》这部书的创作，并影响埃德加·斯诺更进一步了解中国。
1928年，是中国的巨变之年。这一年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挺进湘南，并于4月转入江西，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南方许多地区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也是在这一年，41岁的蒋介石率军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对江西的共产主义者大本营保持军事压力并便于调遣部队，是蒋介石定都南京的原因之一。
这一年3月23日，洛克带着他的纳西族探险队，从云南丽江出发，向横断山的核心地带进发。这并非第一次。洛克进入横断山脉的首次努力，是在1924年——他到达中国两年之后。但那一次的探险到达木里就戛然而止。此次，他也是首先到达木里。因为从云南丽江雪嵩村他的大本营北上，木里是他的必经之地。
即使在野外探险中，洛克仍然保持他优雅的绅士风度。熟悉洛克秉性的斯诺曾经写道：“洛克习惯于野外生活，他有种种巧妙的设备，可以帮助一个孤寂的漫游者忘却自己已经远离家室、远离亲人、远离美味佳肴。他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如折叠椅、折叠桌、折叠浴缸、热水瓶等。……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现在我才理解了洛克对这种生活的热爱。”
此时，美国人洛克，已经能够嗅到横断山区那连绵的雪山的气息了。那是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清新之气，它掺杂了各种植物的精华、冰雪的清幽以及寺庙灯火的芳香，作为植物学家的洛克，几乎能够从中分辨出它的各种植物成分。更重要的是，这种空气具有某种类似于鸦片的功能，不仅令人提神、兴奋，而且令人吸食上瘾。真正熟悉这里的人，即使蒙上眼睛，也能从空气中分辨出自己身在何处。
洛克在中国横断山脉地区的探险，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功利目的——他要获得他想象中的植物学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片土地本身的魅力，已经使他的初衷发生了某种转向。这位植物学家开始请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他的纳西东巴文献研究提供资助，但该杂志只关心读者的口味和文章图片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对于洛克的研究要求漠然置之，并最终拒绝了洛克的请求。此时，采集植物这项工作也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洛克与美国农业部、哈佛植物园貌合神离的合作关系随之不欢而散，这使洛克对西方商业社会不再报有奢望。尽管中国政局动荡，但与欧洲残酷的现代战争机器相比，洛克认为中国的土匪和军阀所进行的战争尚停留在业余水平上，而中国遥远的西南边陲，在他心里，仍算得上是宁静祥和的乐园。
后来，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两张木里的全景照片，其中一张，拍摄的是理塘河谷的壮丽景色。在这幅照片中，木里大寺如同一只温顺的鱼，在群山波涛翻滚的线条间栖息。
第二天一早，木里王为洛克准备了珍贵的赠别礼物，包括洛克最珍爱的一个金碗、两尊佛像和一张豹皮。人们聚集在木里大寺的南门，列队鞠躬送别洛克， 洛克带着他的探险队向横断山脉深处的稻城进发。在稻城的亚丁，第一次目睹到绝美的夏诺多吉雪峰。这时，他的朋友斯诺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滇越铁路的火车上，进入云南——横断山脉地区的南缘。斯诺到达大理的时候，正是中国春节的前一天，整个大理城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美丽的苍山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像洛克这样执著于奇迹的人，注定不会有同路人，只有斯诺是例外，因为他们，是两个性质相同的疯子。
1928—1931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通过这本杂志，整个世界都眺望到了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的神奇雪峰。当人们从一个更大的视角遥望这组雪山时，它们的内涵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它们不再仅仅是藏民们的朝圣之地，而成为整个世界的“香格里拉”。
实际上，在洛克之前，在藏彝走廊中穿梭的西方人已经络绎不绝，其中包括植物学家金登·沃德、乔治·弗瑞斯特、冒险家亨利·奥尔良等；英国的H·R·戴维斯少校在1894至1900年间曾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对云南的地理与风土人情了如指掌；金登·沃德和戴维斯少校早在洛克之前就探访过木里；1916年，
法国东方学家大卫·妮尔从滇西北一个小村庄出发，开始了她在西藏高原上的朝圣之旅，并在日喀则受到班禅的接见，1918年7月至1921年2月，她在青海塔尔寺潜心研修佛学，1921年，她试图从康定进入西藏，6月，在她的义子庸登喇嘛陪同下，化装进入西藏腹地，她的名著《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就是在此间完成的。
这些，都不能阻止洛克在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吉尔伯·特格多斯文的信中，充满自信地写，“没有一个白人在2月末月蚀时曾踏足过木里王国。”他在文章中时常强调，他到达了白人从未涉足的地方。这也许是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地理与人文发现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在他们意识中，无论“新大陆”，还是“香格里拉”，都是被他们“发现”的，而实际上，在他们“发现”之前，“香格里拉”早已存在了无数个世纪。
正是洛克发自横断山脉地区的报导，引起了一个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美国作家的注意。1931年，他完成了一部著名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小说的许多素材，都取自洛克的报道。尽管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什么事都没有做，但从人类精神史角度看，它却歪打正着地留下不可回避的印记。这一年，日本正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国民党军队以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边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谈判。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签署了《塘沽协定》。此时，《消失的地平线》在美国刚刚出版就引起轰动。小说主人公康韦等四位西方人被劫机者带到一个神秘区域——香格里拉的蓝月山谷，意外目睹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人间乐园，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山谷”，是惟一未被污染的地方，仍然保持着天堂般的纯洁与爱，它同时具有完善的物质文明。《纽约时报》评论说：“西藏历来被视为众神的高原。在这个离天空最近——或者说建在天上的神奇国度中，有一个隐匿的国中之国香格里拉。本书讲述了进入这片乐土的惊人的故事，并已成为绝对的经典。”这本小说发明了一个崭新的地名——“香格里拉”，从此，这一虚构的地名逐渐变成强有力的事实，以至于亚洲腹地的许多地方，都自告奋勇地宣布为“香格里拉”。
在1900年庚子事件后被严重妖魔化，变成野蛮、落后、肮脏、污秽的象征的中国形象，在神山的照耀下被彻底扭转。在这块兼具了神性的光芒与世俗快乐的地方面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显得浑浊和卑琐。无论是在战争阴云密布的1930年代，还是物质主义喧嚣的后工业时代，人类都患上一种集体妄想症，想逃避现实，寻找一个精神安乐窝。洛克与詹姆斯·希尔顿联手为人类奉献了一剂良药，为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安身的精神流浪者提供了一个纸页上的家。
几年之后，在洛克的启发下，斯诺穿越层层封锁线，前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延安，对毛泽东进行直接采访，更向世界展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红色中国形象。
补白
洛克以前的
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从“丝人国”的传说到18世纪“中国潮”，直到20世纪，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从不同角度将中国理想化，并赋予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不同意义。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开始在乌托邦视野中塑造中国形象，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更多地出现在传教士、探险家的日记、回忆录中，《利马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似乎具有了理想国或乌托邦的一切特征。
但在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之遭遇传到西方时，中国形象渐渐在西方开始黯淡，西方人更多用“停滞的帝国”来形容他们眼中的中国。加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1900年庚子事变后被严重妖魔化，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跌至谷底。祝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