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篇
围观热闹传承冷清
9日，荣宝斋大厦集中展示参与首届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品拍卖会的48项非遗项目。70位传承人现场亮相，年轻的大学生争相簇拥着老艺人，合影、签名、发微博。据报道，参与拍卖的宝贝，如北京玉雕《虎溪三笑》标价200多万元。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老艺人们对于政府的保护感到兴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曾谈到一位年长的“阿肯”(即哈萨克族民间歌手)。他说，“阿肯”怀抱着冬不拉，边弹边唱，唱词是现场编的。他在弹唱中大致说，中央来人啦，尊重我们边疆文化啦，说是要立法保护我们啦，我们非常激动啊……言语和神情充满感激和兴奋。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实困境却是承继人才匮乏，一方面因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另外一方面来自就业和收入的压力。
海南黎锦是一个传承有生机的个案。三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石磊告诉记者，黎锦已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重要的国际旅游品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孩子学了黎锦技艺，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而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副乡长禅西告诉记者，很多当地青年已不愿意学习刺绣、传统歌舞乐器等技艺，觉得这些传统文化“很土”，不能带来理想的收入。
“不少年轻人太浮躁了，我担心以后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康熙年间兴起的一种宫廷绝活“阴阳镌刻”的唯一传承人林春蓝说。2007年，林春蓝一卷长达108米的铜箔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最佳项目奖。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银花丝技术的唯一传承人成都道安女士收学徒最开始是倒给钱，“但依然留不下人，更别谈开班授课了”。道安解释说，“银花丝”不能由一人独自完成，很多匠工即使学会了制作，也无法独立门户，这也是银花丝学徒大量流失的原因之一。
在新疆地区杰出的江格尔艺人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一百多位减少至两三个，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举例说：“而且都年事已高，演唱的体力也已不济。更可怕的是，传承人在急剧减少，年轻人都不想学。”
墨晶石雕工艺技术濒临失传，许多徒弟由于靠手艺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大多半途而废，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了。年逾七旬的老艺人唐文泰希望政府能出台措施施以援手。
在“传”的方面也有若干问题。比如，一些传承人年纪太大，面临传授困难的问题；一些“非遗”的传承不光是带带徒弟，还要解决传承场所、传承机制等各种问题。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认为，传承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他们要有相应的群体来支撑,整个人群、社群、族群才能共同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和弘扬的重任。因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务在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觉。
“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藏于深闺的‘过气’文化，保护‘非遗’也不仅仅是政府、‘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事。”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提出，保护“非遗”就是保护中华文脉，不仅要靠政府部门对其“输血”，更要靠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的广泛参与。
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建中建议，传承人可以通过授权等方式，让文化成果发扬光大，而不是靠自己一针一线来完成。研究和生产有明确分工，可以互相促进。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利益往往不可能发生在眼前，可能要等五十年、一百年，社会招标、竞争格局能推动非遗文化成果更快产业化，更加公平化。手工由喜欢做的人去完成，机器化符合社会生产需要，大家都有自己的针对人群。
生产性保护要“提炼优质基因”
生产性保护方式，是中国探索出的符合中国“非遗”特点和规律的一种保护手段。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司副司长马盛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是适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中国将“非遗”划分为十大门类，其中适用于生产性保护的主要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部分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生产性方式保护着眼点在保护，强调“生产过程”，关注体现“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环节。在开展生产性方式保护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住“非遗”项目手工制作方式和手工技艺这一底线。
但是，“生产性保护”在市场竞争中也遇到困境。据报道，广州剪纸协会原有高级技工300余人，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剪纸加工基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欧美、港澳台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虽仍有许多订单，但是却面临租金高、成本上升等问题，导致人员剧减，被迫由原来的文化经济商业中心撤离。这甚至整个中国的剪纸行业都遇到的类似问题。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表示担忧：“一些地方在‘非遗’项目创新上走了弯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为精髓尽失的‘转基因’产品，弱化甚至异化了其传统文化内涵，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技艺的一种破坏、伤害。”
“不同门类、项目的‘非遗’有不同的媒质和保护方法，但其中的‘优质基因’应普遍包含：形态构成要素、特定的实现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与渊源等因素。提炼‘优质基因’，有助于非遗科学化传承及对‘合理利用’与‘破坏性保护’的辨析与判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华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