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大公报》: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中坚持

　　浏览重庆抗战遗址材料，看到两行字：“大公报社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砖木结构，层高三层，建筑面积396.1平方米。民国时期的大公报总馆。”

　　这是一个太熟悉的地址。1986年12月以前，那里是重庆出版社，我在那里度过编辑生涯的最初时光。可我竟不知道，抗战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是一群老前辈以文报国的地方。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总部设天津，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天津沦陷于日寇之后，于1937年9月18日开办汉口版。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于同年12月开办重庆版。重庆时期是《大公报》最为辉煌也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

　　在日军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中，报社同仁多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对开平板印刷机的轰鸣声中写稿、编辑、校对、印刷。1939年5月3日、4日，编辑部与印刷厂部分被炸，1940年，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2车间被破坏。1941年夏，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出报从未停止过。眼前敌机轰鸣，炸弹呼啸，火光冲天，鲜血奔涌，尸骨成山，大家并不因此退缩，每个人都坚守一个信念：把必胜的信心传递给同胞，抗战到底！

　　清晨，《大公报》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侵华日军的凶残，敌占区人民的悲惨，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都通过版面源源不断地告诉民众，激起同胞们同仇敌忾的决心和勇气。

　　《大公报》又是一张关注民生的报纸。1940年夏，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大公报》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平抑粮价，以解民怒。1941年12月9日，从港抵渝的一班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大公报》前来迎接总经理的员工，看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一个保姆打扮的老妇人从飞机上下来。接机坪上，名满陪都的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身穿男西装，脚蹬美式靴，旁若无人地开车把她们接走。前方将士浴血奋战，陪都达官贵人生活却如此奢华！报馆同仁无不义愤填膺。总编辑王芸生在一篇社评中把此事点出，立刻广泛传开，大后方群众非常愤怒，流亡在云南、贵州的各大学师生还游行以示抗议。杜虹/重庆渝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