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当成为沟通内外的桥梁
作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筹办经济特区的早期参与者，江泽民同志始终关注着对外开放问题。到上海工作以后，又积极推动浦东开发研究讨论，直至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和推进上海对外开放。
1985年12月25日到26日，上海召开了“开放与发展”第一次研讨会，江泽民同志同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们都认为，利用外资和搞好出口创汇，对上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他们表示要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总结经验，调查研究，从思想上、知识上、理论上、政策上、法规上、工作程序上、人员培训上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上海对外开放新阶段。这次会议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对外开放和外资利用需要进一步打开思路，开阔视野，闯出新路。
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多次研究讨论利用外资、扩大出口、改善投资环境等问题，在许多文件简报、来信来函上作批示，要求有关人员抓紧准备，迅速行动，做好工作。在1986年7月4日，江泽民同志看到人民日报社编印的 《情况汇编》第221期刊登《上海利用外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一文，对该文提出的7个问题一个一个进行阅批，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工作要求。
1986年7月25日，上海召开利用外资工作研讨会，江泽民同志出席这次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利用外资是国家特别是振兴上海的战略任务，而目前各项工作情况、条件以及国外对我们的反应是与之极不相称的。我们要分析上海情况，找准存在问题。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利用外资是有若干有利条件的，国际上游资还是多的，问题是用什么优惠条件把它吸引到中国来投资。我们要本着虚心的态度，从自身进行检查，使大家认为上海是投资的好地方，愿意到上海来。要发动攻势，不要被动等待。经过反复酝酿讨论，1987年12月28日，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最后讨论了以市政府名义上报国务院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以后，他签发了这个报告。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对外开放的方向和思路逐步地清晰起来。1988年4月20日，江泽民同志出席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上海应当成为沟通内外的桥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基地和窗口作用，这是上海振兴的战略选择和根本出路。
沟通内外的桥梁是一种形象说法，就是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发展国内横向经济联合，要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挥对内对外辐射作用。
1986年5月13日，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文化广场召开，江泽民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从实现国家建设总任务、总目标的高度，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度，从上海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横向经济联合。上海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深远意义，绝不仅是向外省市争取物资来维持当前的工业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来实现上海发展战略，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横向经济联合是改革的产物，它的发展又要求进一步改革。改革和横向经济联合是相辅相成的，改革促进联合，联合推动改革。现行的体制、政策、规章制度、计划、物资、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方面都有许多不适应横向经济联合发展要求的问题。为了鼓励、支持联合，必须从政策上予以扶植，从法律上加以保护，从制度上给以保证。这是为了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横向交流和有效组合；是为了有利于搞活企业，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是为了更好地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经济利益；是为了进一步开放，发展同兄弟省市开展经济、技术往来，更好地发挥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
江泽民同志不但从全局出发引导和推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而且还十分关注具体事项。1986年5月7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阻力何在？——请看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事例》一文，江泽民同志看了以后，随即要求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经委领导要“研究一次，切不可等闲视之，如无特别理由应该促其实现，结果在下星期一告我”。7月26日，江泽民同志又看到市政府办公厅《上海情况简报》第49期上刊登的《上海与湘、鲁、赣、豫四省签订一批经济、技术协议》的情况，他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许多批注，如在“外省对与上海名牌产品联合生产兴趣较大，内联项目的面不宽”处批注：“请计委会同有关部办要尽快搞个横向联系的规划，哪怕先粗一点。”反映了江泽民同志对横向经济联合的关注和推动发展的急切心情。
1986年4月8日，江泽民同志率领上海市经济技术贸易代表团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经委和国务院有关各部汇报工作，接着专门到北京市学习改革和横向经济联合经验。4月13日，又率代表团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同内蒙古的党政领导就进一步加强两地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多方面接触和会谈，初步商定26项意向性经济技术协作项目，由两地协作办牵头，积极组织有关企业单位具体洽谈，在调查研究作出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认真落实。
7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有关部门关于筹备上海经济区理论研讨会的请示上批示：“拟同意，请黄菊同志阅转万学远同志办理。届时我如在沪一定参加，各方面都应大力支持把这个会开好。”这些都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横向经济联合的一贯重视和实质推动，反映出他希望在横向经济联合中发展上海，更好地发挥上海服务全国的作用。
使城市的三张“面孔”漂亮起来
江泽民同志当选上海市市长后曾多次表示，改变上海城市面貌，首先要使“陆、海、空”三张“face（面孔）”变得漂亮起来。为此，集中力量建设了上海铁路新客站，扩建了虹桥国际机场，新建了国际客运码头。
铁路新客站，作为上海的陆上新大门，是当时国内建造的规模最大、设计理念最超前、设施最现代化的大型铁路客运枢纽站，也是上海解放30多年来最大的一项市政改造工程。原先一直在使用的北火车站建造于1907年，与上海这座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一起，历经80个春秋，饱经风雨沧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它已日益不胜负担，南来北往的旅客面对拥挤的广场、简陋的候车室，无不感到上海理应有一座像样的火车站。
早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就曾酝酿过建造新的大型客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如愿以偿。直到1984年4月，上海铁路新客站工程经国家批准，在同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
新客站的特点是高架候车，南北开口，即候车室在铁路线及站台的上面，旅客从进站到上车的路线既不重复又比较短；南北都有入口和出口，极大方便了旅客。14000平方米的高架候车室装有空调四季如春，专用的残疾人电梯、母子候车室的热奶装置都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紧靠站前的南北两个广场，占地8万平方米，比老北站的广场大十几倍，还有配套的公交、地铁车站、邮电大楼、商场、旅社、宾馆等建筑。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经初步预测，需要61个月才能完成。筹建工程指挥部提出目标：39个月完成，1987年底开通。
不料工程开工后，碰到的困难重重，建设进度不快。1985年11月，部分市人大代表视察工地后，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新客站建设的领导，以保证工程按时完成。人大代表提出，整个工程涉及地区改造和市政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系统工程性质，建设任务艰巨，单靠几个部门的领导难以指挥协调，有很多问题要由市领导出面协调才能解决。反映人大代表这个意见的《要情简报》送到江泽民同志办公室，他阅完立即给有关领导作了批示：“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请天增、克强同志研究，把问题理一理。近期内，由我和你们一道召开一次专题会议。事先摸清情况，准备好方案，切实把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下。”落笔之际，他已打定主意，要下决心根本扭转过去基建摊子过大，重点工程得不到充分保证，以致开工有日、竣工无期的被动局面。为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形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格局，江泽民同志率先垂范，决定亲自担任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他说：市长兼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我就只兼这一个，因为新客站是一个系统工程。
1985年12月28日，临近1986年元旦只有3天了。江泽民同志把新客站工程指挥部及有关委、办、局和区、县负责同志召集到市委机关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的问题。会上，他强调铁路新客站建设是国家重点项目，与其配套的各个项目及动迁工程，同样要作为重点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确保同步进行。会上宣布成立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由江泽民市长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倪天增副市长为副组长，现场新增三位副指挥，从上到下建立健全综合性指挥机构，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职责，还建立联合办公制度，加强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江泽民同志出任领导小组组长不是空头挂名，而是亲自出征。从关心工程建设进度到资金筹集调度，他20次深入工地现场办公，基本每个月去一次。领导小组总共开了16次调度会，其中除了两三次因江泽民同志上北京开会或出国以外，都由他亲自主持，协调解决了工程建设中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次，围绕在车站广场下修建地铁折返段和地铁出入口的事，设计单位拿出了设计图纸，施工单位接图后认为无法施工，尽管两家单位相距不远，却公文来公文去，就是定不下来。这个问题被江泽民同志发现后，他非常生气，立即把两家单位的主要领导找来。那时天气不热，江泽民同志只穿一件衬衣，对着这两位领导严厉地说：“不是我急，是老百姓急，他们没那么多精力来陪你们扯皮!”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江泽民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后，打的第一个硬仗就是做动迁工作。这不是一般的动迁，整个新客站工程需要动迁264家工厂单位、7300户居民，总共拆除24万平方米建筑、牵涉近3万人。这么大的动迁规模在上海城市建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确保新客站在1987年底基本建成交付运营，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1986年上半年完成全部动迁工作。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决定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新客站工程动拆迁动员大会。市政府对涉及动迁的相关区和部门提出了“谁家孩子谁家抱”和分工包干的要求，分头下达了限期完成尚余5000户居民和184家单位动迁的任务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