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最后的嘱托
——左太北讲述父亲左权
周海滨
父亲左权殉国时，左太北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如今，七十年过去了，左太北已届古稀。不过，父亲的英姿和慈爱，从未在她的心中远离。
在能搜集到的照片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总是神情严肃地站在照片一角。但是，有一张挂在左太北家中显眼处的照片例外。
那是1940年8月，刘志兰即将带着女儿左太北去延安，左权抱着不满百天的女儿与妻子刘志兰的合影。
这是一张临别的照片。左权留下了难得的笑容。
1942年5月25日，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是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共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辽县改名左权县。
如今，71岁的左太北和丈夫沙志强在北京平静地生活着，父亲左权的文献资料整理成为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提起父亲，左太北深情地说：“虽然我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60年来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中，从父亲写的家书以及他在抗日战场写的四十多篇文章中，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的亲情中，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是塞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泯灭。”
在她的眼里，父亲的故事要从殉国前半年里的三个嘱托说起。
殉国前半年：写信请求“洗托派”
1941年12月29日，彭德怀接到左权提交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中，左权请求党中央对自己“托派”问题早日作出明确的结论，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当天，彭德怀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然而，直到左权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这个“托派”的帽子从何而来呢？
这要追溯到1927年左权在莫斯科学习时因与“江浙同乡会”的人有过接触，曾被怀疑为托派分子。
左太北对父亲的“托派”问题也是如鲠在喉：“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据孙冶方讲，1928年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学生升为老师，收入比学生高了点儿，大家就揩油，让他出点钱买点菜大家一起吃。毕竟在苏联，面包、奶油中国人吃不惯，江浙人也爱吃点青菜。我父亲也是嘴馋，就跑去吃中国饭，但我父亲是湖南人，当时就给他个警告处分，说他是‘江浙同乡会’的边缘人物。当时的核心人物，回去之后有的给枪毙了，有的失踪了。我父亲因为吃饭的事，就被王明盯上了。”
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1931年1月，王明等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称左权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
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后来在1942年2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信中说，1930年12月，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红一军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的文件，当即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到自己衣袋里。事后，左权没有将文件的事向中央汇报。有人将此事向苏区中央告发后，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其回后方瑞金。
“这个文件是托派人写的托派宣传。我父亲怕宣传面广了，他就给装口袋里了。后来就弄丢了，可是他确实也想不起来东西哪去了。”左太北不无惋惜地说。
据左太北了解，左权在接受中央审查时，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错误，同时也坚决否认自己和托派组织有任何联系，但根本不能被当时中央所相信。
这与1930年夏开始的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氛围有关。这样一来，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他除了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外，还被留党察看8个月。
“牺牲前他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留党察看’一直都没撤。”左太北含泪说。
陆定一曾说：“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王明的诬陷至此不攻自破。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左太北说：“10年来，父亲他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牺牲六年后，刘志兰再婚，但她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她几十年为左权“摘帽”而奔波。1982年，刘志兰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但没有公布。
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整整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