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冯玉祥将军在抗战中的两件事
尹家衡
听取“常德仁”的检举1938年武汉大会战前夕，冯玉祥将军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因形势变化，工作也有所变动。当时石敬亭将军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查团团长，父亲尹心田(1931年加入中共北方特科)任巡查团干事长，庞齐任军法总监部军法督查官。就在此时，冯玉祥将军突然收到一封“冯副委员长亲启”的信件，落款是“湖北宜昌市胜利路一号常德仁寄”，打开一看，信上用工整的小楷毛笔字写道：
尊敬的冯副委员长：
我是一个普通爱国军人，驻守江防，深知责任重大。我们的要塞司令蔡继伦，天良丧尽，竟在修筑国防工事中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用竹竿代替钢筋修炮台，真是汉奸行为。
我知道，您是真爱国、不徇私情、值得信赖的好长官。事关重大，特向您报告，请您过问，派员彻查。
属下 常德仁敬禀
冯玉祥将军看罢此信后，立即将父亲和石敬亭、庞齐等人找来，气愤地说：“平汉线上修的那些花架子工事，咱们看过了；这封信上反映宜昌的事，看来更严重。你们和郭忏(时任江防司令)马上联系，就说是我说的，请赶快成立个调查组，把这件事搞清楚，我要直接过问。”接着冯玉祥将军一边反复看信，一边自言自语：“小楷字写得不错，文字也挺通顺，此人不是大老粗，不是普通当兵的，还说知道我，常德仁，常德仁……”忽然大声说：“常德仁？常德人！你们去查查看，写信的是不是湖南常德人？民国七年到民国八年，我就在常德。”
检查组很快组成，由石敬亭将军率领一行人，去了宜昌，过南津关，直奔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位于今长江葛洲坝与三峡大坝间江段的一个大拐弯处，是控制三峡进出的咽喉。一年多以后开始的三峡保卫战，更证实了这个要塞的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难怪冯玉祥将军要亲自过问此事。
检查组的船到石牌码头时，要塞司令蔡继伦已一身戎装、摆好仪仗迎接。石敬亭直截了当说明来意：检查炮台构筑情况。并叫蔡立即准备洋镐、钢钎等工具，当场拆除一座新构筑的炮兵掩体检查。一洋镐下去，炮台的“水泥”厚壁就啃下来一大块，除外表刷些水泥浆外，里面全是松散的石灰砂浆；再一镐下去，被当做“钢筋”用的小竹竿也露出来了。再拆一座炮台，还是如此，蔡当场就吓瘫了。
石敬亭将蔡押回宜昌后，很快审讯结案。原来，蔡继伦与建筑承包商伙同作弊，从中贪污巨款自肥。还查出了，就是这个蔡继伦，远在1927年就假借“国民革命军”名义，没收方本仁的财产自肥，是个老贪污犯了。
冯玉祥将军听了报告后，非常震怒，立刻电告“军委会”，将蔡继伦和建筑承包商等一干人犯逮捕，明正典刑，在宜昌将蔡继伦就地枪决。冯玉祥将军及时为一年多以后开始的、历时三年多、军事史学家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三峡石牌保卫战及时排除了“重磅定时炸弹”，功不可没。
而那位“常德仁”，却再未现身。调查组因为大战在即，很快投入更重要的工作，未能再抽出时间，仔细寻找“常德仁”这位真正爱国的、不齿功名利禄的中国军人、无名英雄。
安排鹿钟麟离开河北1939年，西北军宿将鹿钟麟接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到任后，曾亲会朱德、彭德怀，与八路军关系也相当融洽。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鹿与八路军开始互有摩擦，影响了华北抗日大好局面。当时，所有关心抗战的进步人士都为此事感到焦虑。而重庆等地的一些反动小报，也借机生事、幸灾乐祸地挑拨说：“河北本来就是冯玉祥的地盘，现在共产党抢地盘都抢到了老冯头上了，看他再怎么唱高调吧……”
鹿钟麟当时也有心主动离开河北，但又不敢走。因为，当年韩复榘退出山东后，审判韩并判处韩死刑的，就是鹿钟麟。蒋介石当年杀了韩复榘后，曾同时给沿海沦陷的各省下过命令，各省政府必须“守土抗战”，否则“严惩不贷”。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江苏省政府迁至苏北兴化，浙江省政府迁至浙西江山，福建省政府迁至闽西三明，广东省政府迁至粤北平远(后蕉岭)……但均在本省境内坚持抗战。
1940年4月16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等人，亲到冯玉祥将军寓所(重庆市巴山中学)，与冯玉祥将军秘密协商解决河北问题的办法。冯玉祥将军的态度很明确，他提出“精诚团结，抗日救国，共同敌人是日本鬼子”，并以抗战大局为重，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请鹿钟麟将军离开河北的建议，同时商定，这次密谈内容不见诸文字，由冯玉祥将军选派一名中共、冯玉祥本人和鹿钟麟将军都信得过的人，直接去河北面见鹿钟麟将军，口头传达密谈内容。冯玉祥将军决定派父亲尹心田担当此重任。
父亲到河北面见鹿钟麟将军后，除全面传达了冯玉祥将军与中共的密谈内容外，还传达了冯将军对鹿钟麟的特别交待：咱们不是军阀，不是“占地盘”，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把地盘交给八路军，是为了更好抗日，这和韩复榘擅自放弃山东国土不同。冯玉祥将军还保证鹿钟麟离开河北后，不被蒋介石追究责任。
鹿钟麟得到冯将军的秘密指示后，心中有了底，才离开河北，很快回到重庆。他很听冯玉祥将军的话，每天不是在家里“学习”，就是听由冯玉祥派去的老师讲时事政治课，闭口不谈河北往事，使有人妄图利用他做反共宣传的诡计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