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瓦良格”近日完成首次海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军事上有句名言：“十年陆军，五十年空军，百年海军。”三军之中，海军花费最大，最体现综合实力。航空母舰的出现，无疑是人民海军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
这一刻，距离人民海军的诞生已经过了62年。
62年前，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在青岛胜利起义，成为了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那是一艘排水量只有745吨的护航驱逐舰。
从黄安舰到航空母舰，中国人民海军劈波斩浪，驶向大洋。
日本赔偿的“接22”
以起义之日计算，黄安舰属于国民党海军的时间算起来还不到两年。
二战结束时，曾经横行太平洋的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覆灭了，那些“大和”、“武藏”之类的海上巨兽在战争中被击沉，但还是有131艘中小型舰艇留了下来。驻日盟军总部决定将131艘日本军舰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大国作为战争赔偿。
四大盟国用抽签分配这些军舰。中国代表抽中的第2份日本军舰是个“上上签”。这份配额共34艘军舰，包括7艘驱逐舰、17艘护航驱逐舰、2艘驱潜舰、1艘运输舰和7艘其他舰只，总吨位约3.6万吨，无论从吨位及舰况来看，均优于美、英、苏三国所抽中的份额。
黄安舰就是17艘护航驱逐舰之一。
黄安舰在日本海军中原舰名为“海防8l”号，1945年刚刚下水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中国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其“接22”号，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
1947年8月30日，黄安舰驶入了青岛港。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黄安舰和其他日本赔偿军舰基本都停在船厂。时任黄安舰轮机部轮机员的张大发告诉记者，这些军舰都遭到了日本海军和国民党海军不同程度的破坏，必须大修。
张大发1935年就参加了国民党海军，在一艘小炮艇上当勤杂兵。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他随着部队上岸，一路溃败。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转回了海军。到1947年才真正上了军舰，在黄安舰当了轮机员。
轮机员在军舰上是一个技术兵种，张大发虽然干过海军，却并不懂轮机技术。不过，当时几乎是重组的国民党海军，也实在找不出多少真正的专业人才。张大发说，像他这样“没吃过猪肉，但好赖见过猪跑”的水兵，已经是黄安舰轮机部的主力了。那时候全舰满编124人，连舰长刘广超在内，真正海军出身的不超过20人。
张大发说：“黄安舰现在看很小，可那时候就是大军舰了，而且它还很新、很先进呢。刚上舰时，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光荣啊，心气也高。”
“可没过多久，看到那些军官们的所作所为，心寒啊！”张大发话音一转。
日本投降后，对这些势必要上缴的军舰进行破坏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战争赔偿的这批军舰在交付时，所有的武器都被拆除了。而且，不少军舰内部也有人为破坏的痕迹。34艘赔付给中国的军舰，最后只有28艘还可堪使用。
但说到国民党海军破坏这些已经属于自己的军舰，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张大发感慨：“国民党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呢？腐败透顶啊！”
原来，在这些军舰进入船厂检查维修时，国民党海军各舰的负责人没几个想着如何尽快维修出航，却把军舰的维修工程当成了牟利渠道。比如当时最为紧俏的发电机，军舰上的发电机明明是完好的，却被列为损坏部件拆下来卖掉。张大发说，不少军舰进船厂不久就被拆得仅剩一个壳子。然后这些海军的负责人再组织维修，从中又大赚一笔。
须知那时的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几乎损失了所有作战舰只，全部家底几乎就是日本赔付的这些军舰了。1945年10月，中国军队收复台湾时，先头部队竟然只能乘坐帆船前往。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海军中还有大批的军官，没有一点儿对军舰的珍惜爱护，反而破坏军舰来“发洋财”，如何不败？
当时，驻青岛国民党海军当局正在部署纳编，大量选调官兵，配备舰员。可是时间不长，像张大发这样曾经满怀爱国之心却饱受打击的人不在少数。
这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一场酝酿在内部的变革蓄势而发。“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黄安舰吨位较大，性能也好，新组建，显然是策反和敌工工作的理想对象。密切关注着青岛国民党军动向的中共胶东地区军、地党组织，通过多方面关系，派人打入了黄安舰。
最先打入黄安舰的，是孙露山。
孙露山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下属的东海军分区联络科的工作人员。1947年秋，黄安舰调人开始不久，他就接受潜伏任务，穿上海军服到黄安舰当了一名枪炮兵。但由于情况复杂，孙露山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于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将富有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干部张庆颐派驻青岛，一方面联系孙露山，一方面继续扩大敌工工作。
待到1948年年中，党组织与孙露山重新取得联系时，他已经是黄安舰的一个枪炮军士长了。
张庆颐潜入青岛后，不但恢复了和孙露山的联系，还启动了另一条秘密联络线。这个人是当时在“接34”号上任职的刘增厚。
刘增厚是山东牟平人。1927年就在北洋军阀的海军中当兵，因曾下水救起过舰上一个醉酒落海的大副，而与其结下了交情，跟随这位大副在海军当兵多年。刘增厚的哥哥是中共牟平县委的地下党员，他在1947年时发展了刘增厚。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牟平县委把这一关系移交给了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
张庆颐就是刘增厚在青岛的联系人。
刘增厚所在的“接34”号是一艘辅助扫雷艇，吨位小、航速低，也没有什么武器。刘增厚的职位也只是一个上士，活动范围、发挥作用都很有限。张庆颐这时已了解到孙露山的情况，认为刘增厚最好也能上黄安舰。一来黄安舰吨位大、速度快、兵员多，有利做策反工作；二来与孙露山在一起，两人可以互相关照。
当年刘增厚救过的那位大副，已经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任职，张庆颐让刘增厚通过这个门路想想办法。一来二去，刘增厚竟然弄到了一张少尉军官的委任令，还升了军衔。
后来又几经活动、疏通，刘增厚于1948年7月调入黄安舰，当上了黄安舰的少尉枪炮官。之后，刘增厚与孙露山接上头。
不过，刘增厚上了黄安舰，很快就感觉自己的副手、准尉枪炮官王子良有些“不大对头”。王子良是之前的代理枪炮官，刘增厚来到黄安舰，把他挤到了第二位，他心存芥蒂也可理解。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只要是和刘增厚单独相处，王子良话里话外似乎总在试探刘增厚对共产党的看法。刘增厚自然要小心防备。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孙露山。孙露山和王子良早有接触，他虽然也不能明确王子良的真正目的，但以平日的观察，这位代理枪炮官多有“亲共”言论，对国民党的种种作为早有不满。
王子良其实也在对孙露山做着同样的试探。终于，在一次看似无意闲聊中，王子良又挑起了话头。时值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王子良似乎有感而发：“国民党这样下去早晚完蛋，咱们要给自己想好后路啊。”
眼见四下无人，孙露山决定单刀直入：“枪炮长有这个想法，我倒是有个门路。”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而王子良的反馈更让他大喜过望——王子良虽然没有入党，却已经为党工作了一年多了。他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的地下工作线，设在胶东解放区的平度县南村镇。
王子良的妻子袁丽峰后来也随丈夫参加了黄安舰起义，今年已经95岁高龄。忆起往事，老人不禁莞尔：“真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地下党三条线上的同志，都跑到黄安舰的枪炮部来了，彼此还不知情，互相试探、提防着。”
袁丽峰告诉记者，幸好这三个人都是同志，万一哪个认错了，肯定是要掉脑袋的。王子良那时候年轻，没什么地下工作经验却敢想敢干，其实这种私自横向联系是违反纪律的，为此还挨了当时他的领导、联系人的双重批评。
王子良的领导陈坤全是受青岛市委委派到市内建立铁路系统地下组织的老党员，王子良的联系人则是他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王志进。
平日里，王志进就注意到，哥哥王子良虽然在国民党海军中任职，却是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军官，对自己加入共产党也表示过支持。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不但是地下工作的一个突破，而且更有利于掩护地下党组织。王志进的想法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也就由他来策反自己的哥哥。“哪用什么策反啊？王子良早就有这个想法，兄弟俩一拍即合。”袁丽峰回忆说。
经过地下党组织考察，王子良开始秘密为地下党组织工作，一方面搜集海军军事、政治情报，另一方面掩护陈坤全在青岛的活动。
陈坤全是上海人，说话总带着上海腔，在青岛一张嘴就惹人注意，不便露面。王志进就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需要出门时，就由王子良作陪，甚至能时常到黄安舰上溜达一圈。
陈坤全公开的身份是上海来的商人。青岛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各色投机商拉拢海军军官做生意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也就是那些不便公开说、却人人心知肚明的灰色生意，给陈坤全和王子良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