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不再是写《战争》的时候，那个激烈地反抗现代文明的勒克莱齐奥了。他做了很多他第一次做的事情：例如一个小时签出1200本书，例如参加一顿又一顿宴请……甚至站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附近的高楼下，小声咕哝说，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我年轻时甚少读法国作品”
勒克莱齐奥在沪印象记
袁筱一
我一向是钱钟书先生“鸡蛋与母鸡”理论的信奉者，因此才会在勒克莱齐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欣喜的同时有了点尴尬：从此之后他就是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家了，会有大量的文本之外的，关于“母鸡”的信息汇入这个谣言满天飞的世界，并成为荒诞的一部分。自私地说，我的担心就在这里，担心那种只是从一个读者或是一个译者的角度出发，属于语言领域的亲近和私密会被这样一个可怕的世界消解殆尽。
获奖之后第一次见他，是在首届傅雷翻译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他接受了北大法语教授董强的邀请，从韩国飞过来出席颁奖礼。他说了不多的话，为人彬彬有礼。颁奖仪式后，也是承蒙董强的关照，和他一起在冬日里的圆明园走了一遭。圆明园惨淡的颜色和他走在前面、瘦高而沉默的身影始终是我关于他的一个印象。
当时在董强的车里告别去机场时，就对他说了期待他来上海的话。不是客套，也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作为一个作者，一个笃信文字和语言的力量的人。倘是在学校里，可以遇见正在学习法语的学生；而如果在学校之外，也应当可以遇见不懂法语，但正在努力学习理解他人文字的读者。
而这句话，在2011年上海书展的时候终于成真。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有很多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一百年的“痛”，在我看来，倒也未必有这么严重。其实有诺奖情结的不只中国人，否则，在2008年，萨科齐又怎么会急不可待地在第一时间给勒克莱齐奥发去贺电呢？
可惜他本人记不太清了。“不是因为总统不重要”，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说。总之，他没有手机，也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是发在他夫人的手机上的。而在他夫人接起电话之前，这个相同的号码已经打了5遍。勒克莱齐奥的夫人当时扫了一眼手机，对他说，我们可能会有问题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勒克莱齐奥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问题。无论如何，能和加缪这样的作家得到同样的一个奖，他觉得，这也是他的荣幸。8月18日的中午，勒克莱齐奥和上海作家在一起，王安忆提出，她觉得得奖说到底是件好事，勒克莱齐奥也连声表示了赞同：“得奖之前我债务缠身，至少得奖之后，我的债都还清了”，他笑了笑说。
那么，书的印数和销量呢？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说，印数上去了一点，但并没有提高太多，翻译版权应该是卖得多了些。
生活当然会发生改变，但这一切全在于自己。有若干记者问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奖后的生活会不会经常被打扰，有一些人抱怨生活因此中断了，譬如今年的新科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但是，勒克莱齐奥不以为然，“他们或许也很喜欢这种‘被打扰的生活’，因为真的不喜欢是可以拒绝的。”勒克莱齐奥就拒绝了很多活动，虽然他出席了上海的书展，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必须要留足够的时间写作、读书。
他的生活仍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法国之间。他说，我的旅行并不是那么多。
翻译的魅力在于超“常规”
写作的话题，是从他飞抵上海的第一天就开始涉及的：文学是什么？对于好的作品的定义是什么？无论是私底下，或是回答记者的提问，再或是在与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对谈中，这个问题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摆在他的面前过。
写作是词语。他说他喜欢那些超出“常规”的词语，属于另一种语言的，或是生造的。这一点，在写《战争》和《巨人》的时候尤其如此。他的解释是在二十八九岁的年龄。那时候，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法国在五月风暴，而他所在的墨西哥也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他亲眼看见大学生运动的暴烈。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如何表现自己被颠覆的“情感”呢？如果说作家不是政治家，他们不是行动的人，那么词语是他们惟一可用的，惟有词语可以直抵人的内心世界。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他谈到了翻译，同样做过翻译的他和我一样相信，翻译的魅力也在于这里：使用超出“常规”的词语，创造一个词，“直抵人的内心世界”——这不就是文学的“陌生化”效果吗？仅仅作为一个符号，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
写作还是一种挑衅。有不止一位记者问起他为什么会把《战争》献给“秦始皇”的问题。这算是时下一个小小的巧合吧——虽然勒克莱齐奥并不知道，这几天，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呼声很高的《大秦帝国》最终落选。勒克莱齐奥把自己的《巨人》当成一种挑衅的姿态来看，秦始皇不是焚书坑儒吗？那么，就把这本书“献”给他。
写作当然也是为了抵抗孤独。在和毕飞宇的对谈中，他谈起了小时候等待小伙伴在窗下叫他出去玩、却始终没能等来的孤独：那是少年的他开始写作的一大动因——当然，和大多数作家的写作动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写作还是想象。如果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来源大部分是现实的生活，勒克莱齐奥，用毕飞宇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在“云端”的作家，依据“想象”写作，并且，他将这种在“云端”的写作方式发挥到了极致。
但这并不妨碍写作同样是一种“介入”。写作是为了那些“不能拥有自己声音的人”，是为了和他们说话，为了替他们说话。虽然作为一种文学的流派，萨特所定义的“介入文学”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介入”是绝对的：写作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介入”。
然而，在他接下去三天在上海的活动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谈及阅读经验时所说的一番话。他提到年轻时代对他写作造成很大影响的英语文学，海明威、塞林格、狄更斯、莎士比亚之类的，都是经典。他还提到了现在他所欣赏的一些作家，犹太作家亨利·罗斯(不是另一位曾经有过诺奖呼声的“罗斯”，他说他没有见过菲利普·罗斯)，毛里求斯作家司各特·莫玛代等等。然后他说，青年时代相反倒是很少读法国的作品，例如“新小说”。他不喜欢“新小说”对于形式的过度追求。虽然他承认自己在年轻时代的作品中也有对形式的追求，但是，他还是坚定地撇清了自己和新小说之间的关系。不是否定“新小说”的作家，而是否定“新小说”的主张：因为小说，在他看来，绝非只是一种结构和形式。
基本符合上海好男人的标准
这是一只好的“母鸡”(如果我们仍然用钱钟书先生的理论)，所谓的“好”，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所有与正义、公平相联系的词语。
正因为“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介入，所以选择成为一个“正义”的作家，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才是他的必然。“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多元、宽容和为弱小的民族、生命发出他们不能发出的声音。
而承担，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在战后。他看见过殖民主义为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一系列大陆上留下的灾难，他也试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这些灾难。他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一直在强调：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今天的困境。他说，今天的困境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自私，另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就好像乐高的拼装玩具一样，我们堵住了所有的空间和可能性”。
因而，当有人问到近来在欧洲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时，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判。他的批判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上海作家孙甘露问他对法国“新锐作家”(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不具有任何含义的标签词语的话)乌勒贝克的看法。他说自己只读过他的一本小说，因为“乌勒贝克在公众面前表露出了民族主义的态度，而我是最厌恶民族主义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对他的阅读，尽管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他说。
那么兰波呢？兰波是他最欣赏的诗人之一。但当有人问及他与兰波是否相像的问题时，他赶紧予以否认：“在写作之外，我和兰波没有共同之处。兰波贩卖军火，可能还贩卖奴隶。”随后他又半开玩笑说：“这也可能因为兰波是一个诗人吧。”
正如读者们所发现的那样，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中，女性和儿童总是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那和作家的童年有关。在战争的后方，勒克莱齐奥和外祖母、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最艰难的时刻，往往是女性在支撑着生活”，勒克莱齐奥说。他也充分肯定了具有勇气和文学禀赋的“女作家”们。玛丽·达利厄塞克(《母猪女郎》的作者)、玛丽·尼米耶(法国轻骑兵派小说家罗杰·尼米耶的女儿)和玛丽·恩迪亚耶(2009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三个折不断的女人》的作者)都是他由衷赞赏的作家。(或许是一种巧合，当他提到这三个“玛丽”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是和我也有着难以言说的“缘分”的女作家)。当然，勒克莱齐奥紧接着表示：“我最欣赏的女性是我的外祖母。虽然，她没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她非常有想象力，非常善于讲故事。”
在华东师范大学，谈笑间陆靖副校长向勒克莱齐奥提起了上海男人的“四项原则”：不抽烟不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真的很符合，只剩第四条还有待努力。
家园、故土、旅行与中国
勒克莱齐奥称自己并非一个旅行很多的作家：这也多少有点让我感觉惊讶。或许，他的“旅行”的概念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吧。他出生于法国，父母来自毛里求斯，他具有毛里求斯和法国两个国籍，“旅行的时候需要出示哪个护照我就出示哪个”，他笑着说。除此之外，一年中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而非洲(他的夫人是摩洛哥人)也是他在《非洲人》中想象的故土。所有的这些地域，都已经被排除在他的“旅行”之外。
然而说到“家园”，他坦言自己并未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果一定要有，可能更多的是语言吧。在他的“故乡”毛里求斯，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有一部分人讲法语，当地的居民用的是一种混杂的语言克里奥语。他说，这三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他只是出于偶然选择了法语作为文学创作的语言，早期的文学阅读却主要局限在英语作家的范围里。“语言是不应当受到局限的，有边界的”，因而对于他来说，写作的意义，有一部分就应该是扩展语言的边界吧。
在东方，他比较熟悉的国家是韩国。因为他曾经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过一学期的法国文学。“我也曾经想过申请来中国任教，可惜没能成行”。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希望能够来中国，选择一个小村庄，住上一段时间。这样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并不了解中国文学、文化，虽然他对中国的文字很感兴趣。勒克莱齐奥只是出于偶然读到了老舍和巴金的作品。后来到中国，他还和老舍夫人一起吃过饭。在老舍的传统叙事中，勒克莱齐奥相信自己读到了中国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对中国的一点点了解就因此被这一点儿阅读限定了：他问王安忆，是不是中国的婆媳关系还是像老舍描写的那样，婆婆要虐待儿媳？这问题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大笑。
他也不了解中国，虽然，按照媒体的说法，他是来过中国最多的诺贝尔奖作家。最早在40多年前，那是去泰国、香港的一次旅行，得到了特别许可，入境到了广州。“那时候的中国还是很乡村化的”——这是他对40年前的中国的印象。接着是在1993年前后，他到过上海。对于那次上海之行，他念念不忘的是在“市场”上发现的刺猬。他再三问我，现在还有刺猬卖吗？当时，同去的领事夫人买了一只刺猬，大约是为了放生。再后来，就是非常简短的两次北京之行。他很清楚，通过这样短暂的旅行，他什么也不可能了解得到。
但他有属于自己的、对中国的美好感觉和想象。他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在进行：早在40年前，中国就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玩具猴子里的机关早已代表了精确的机械工艺——而且他在40年前买的玩具至今仍然没坏。所以，他说，中国和非洲等那些不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一夜间，带着明显断裂痕迹的现代化，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喜欢上海的街道，尽管高楼林立，尽管已经毫不犹豫地跨进了压抑人的现代文明中，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种热情在”，他说。他相信中国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而且是未来的。“你看”，他指着采访他的记者对我说：“中国的年轻人是那么活跃。”
的确，这不再是写《战争》的时候，那个激烈地反抗现代文明的勒克莱齐奥了。他做了很多他第一次做的事情：例如一个小时签出1200本书，例如参加一顿又一顿宴请……甚至站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附近的高楼下，小声咕哝说，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去南京前的一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下午去博物馆和外滩走走。他和夫人说要去看看他们曾经住过的和平饭店，喝杯茶。中午休息过后，他换了一身浅色的衣服——在他的理解中，似乎“时髦”和“正式”就意味着黑衬衫、黑西裤(鞋子不一定)。外面是热烈的太阳和露出淡淡蓝色的天空，他戴了副墨镜，加上很高的身量，看上去有点像好莱坞明星。走进已经面目全非的和平饭店，面对着说一口流利英语、态度不那么热忱却绝不会招致任何指责的服务生，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有些感叹。
不知道在5年，或者10年之后，我是否会再想起他，记忆中浮现出的，是浅蓝色衬衫，米色卡其布裤子，戴一副墨镜的他。有浅浅的笑容，有一点疲惫，但是相信世界有未来，相信文字有未来。
(全文作者为勒克莱齐奥作品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主任、青年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