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一为溥仪英文教师庄士敦
溥仪特别喜欢历史，包括欧洲战争史。《西史讲义》中的普法战争、俄土战争，他都喜欢听。溥仪上学时写了不少文章，很有见解，像在“摧战”中说：“当战之时而和，当和之时而战，那么将受无穷之害。”意思是看条件，该和就和，有一种帝王果断行事之风。
他最敬重的师傅就是陈宝琛。陈宝琛 “清流谏将”，以“敢言直谏”闻名，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经常是“犯言直谏”。
他“责罚”溥仪有办法，一次上学毓崇表现不错，而溥仪蹦蹦跳跳，他就说：“看你走路何其轻佻！”溥仪后来在东北发誓的时候说：“陈老师说我轻佻和懒惰，我以后一定改，那么我要勤勉从公。”可见他对老师惩罚印象的深刻。
徐世昌当总统时，溥仪为了学英文，请了个外国老师，但这在以前是实现不了的，请外国人很难做到。徐世昌曾是皇室的太保，过去也是溥仪的老师，还有一个内务府大臣叫世续，这两个人做皇帝的老师，寓意很明显，希望清朝的江山能够延续下去。徐世昌当总统后主张让溥仪接受西方教育，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不过从另一点上可以看出，徐世昌有心让溥仪重新执政。他把聘任外国师傅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
李经迈物色了庄士敦，他觉得庄士敦不仅人好，才也好。庄士敦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学硕士，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人称“苏格兰老夫子”。他特别崇尚儒家，自己起个名字就是“庄士敦”。
1919年，溥仪十四岁时，经徐世昌批准，以合同聘任制形式聘请庄士敦为皇帝的教习。
合同规定十六条，教数学、英文、历史、博物、地理，聘期三年。当时就是让他教授英语，不希望他在政治上有什么建议。最后的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他得到了重用，超过其他的师傅成为溥仪灵魂的一部分。
他学习英文，每天三四个小时，学《诗选》、《读本》还有《实用英语会话》等等，进步颇快。溥仪在大婚典礼上，接见外宾都是用的英文，发音非常纯正。他曾经给报纸写稿，下面署名Henry，他给皇后起了一个名叫Elizabeth，就是“伊丽莎白”，他和婉容之间也经常用英文通信。溥仪离开紫禁城到天津期间，庄士敦辞职了。因为那个时候溥仪的心再也静不下来，不再想学英语了。庄士敦虽然辞职但一直都挂念着溥仪，经常跟溥仪通信，宽慰他，给他精神支持。庄士敦曾经到长春见过溥仪，并且拜访张学良，为溥仪联络、打探时局。1934年他把溥仪出宫这段变故，没落的情形写成书叫做《紫禁城的黄昏》，书写得特别好，是一种真正的人性表达，而在政治上含有很少的一种倾向，只是把溥仪当做一个孩子来看。
庄士敦晚年在爱丁堡买了一块地方，上面建了很多厅，其中有一个叫“皇帝厅”，天天陈列皇帝的朝服、赐物等等。因为离开溥仪，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这种情谊让人感动和感怀。如果一个人可以一生作为朋友、作为老师是多么大的幸福！
溥仪为什么愿意承受很大的学习压力？当时报纸中有一句话叫“圣德日新，圣学日进。”那时的舆论很多是用“圣”字，“圣德”、“圣学”等等。
1922年12月3日《顺天时报》以“清帝之博学与圣德”为题写了很多东西，对溥仪的学问和人品大加赞赏。夸清帝“既具有明敏之天资，又复好学不倦等等。” “夙承进讲，所谓修帝王之学。”看来，那个时候的舆论还是盛赞不已的。“此外如《资治通鉴》等亦涉读无遗，时更浏览诸子百家。”我们说古今中外书他都看了。有人说溥仪大婚时曾拍卖《四库全书》来补经费，实际上不是，是他想看这部书，舆论误传了。“帝之外学”，是指英文。从庄士敦学习四年，除了俩人日常会话，他更喜欢问欧战时的战况，了解国际大事。“每日并览汉字新闻，英字新闻。”对溥仪的介绍非常详细。
“帝之学”，下边有一句话，我们说可能这种赞扬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是说在政治上要有危机的。“帝之学既人上”，就是他的学问已经超过常人。“倘无革命之举，则如此饱学之君定可振兴文教。”我们知道民国时政局混乱，军阀混战，所以人心思大清。报纸这么盛赞，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危机。为什么说承受的压力大呢？他当时记住一句话，师傅们常说的，“中国屡经变乱，每次变到极点，有不世出之贤圣起而定乱，国家才能安定。”这句话对他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中国的前途虽不可知，只要发现这样的人，有仁义之心的人，人民没有不箪食壶浆，欢欣鼓舞表示欢迎的。”对溥仪来说学习虽然苦点，但是只要能够“修德养望”，有仁义，又有学问，将来有一天老百姓会欢迎自己的。（首图讲坛提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