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够像《星火燎原》那样传播久远、影响巨大了。这套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从这套书中汲取过营养。只要你上过小学，你就不可能不知道《老山界》、《刘胡兰》、《飞夺泸定桥》，《金色的鱼钩》……那时候，无论去哪个同学家，总会在他家的书架上看到这封面或红或棕、标有“星火燎原”四个字的套书，同学间谈论故事，总会讲到《星火燎原》里的文章。总之，知道、读过、拥有这套书，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与荣耀。
老十卷《星火燎原》是从一九五六年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挑选发表过的文章结集而成，自一九五七年陆续出版后，被选用的稿件仅仅是三万多篇征文稿件中的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稿件五十年来一直封存在解放军出版社的文库中，而这些稿件历经岁月打磨世事变迁被再度审视，越发显现出珍贵。将这批稿件重新遴选、整理、结集，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编辑出版的十卷《星火燎原》，我们叫它“未刊稿”。编辑“未刊稿”的过程，是一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心灵震撼和灵魂洗礼的过程。
这套书的作者清一色是在我军浴血征程中居功至伟的开国英雄。作者中，有九位元帅、七位大将、四十四位上将、九十一位中将、二百五十四位少将，还有八十四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这些作者如今都已离我们而去，而在一千多万文字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战火纷飞的战争场景和表达出的浓烈情感，都已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绝笔。许多过去知道的、依稀知道的、更多为不知道的秘密，都珍藏在这绝笔之中。
最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长征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战，许多老将帅都曾在回忆录中回忆过这场战斗，但当你在手底的稿件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对当年那场血战的叙述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战栗。
上将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负责中央红军左翼掩护，在距离湘江七十里的新墟和广西军两个师接火，第一天就打得十分激烈，但那时红军尚有一些弹药，抵住了敌人多次凌厉攻势，但在第二天情况就异常险恶了。李天佑这样写道：“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注：那时红军的团都不是满员团，即所谓‘小团’)……”由于十五团团长政委负伤，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去十五团，接着，他“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要他适当收缩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一次反击时牺牲的。我手捏着电话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而在这之后没一会儿，重返十四团指挥作战的黄冕昌团长也牺牲了……这就是湘江之战。
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场战斗中，让团的指挥员都上去了，那必是一场恶战。就在李天佑的眼皮底下，短短几分钟内，就伤亡了五名团以上指挥员，战斗之惨烈，血腥可嗅。
而在另一位作者的记忆里，湘江之战是又一幅场景：刘浩天中将当年是红军补充师的民运科长，负责组织民夫抬运辎重，“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夫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浃背……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的红军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夫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号叫着跑了……”读了这些文字，才真正读懂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那句话中的悲壮情怀和沉甸甸的分量，“过半”二字犹如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碗，盛载着五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
如果没有这些稿件，没有这些细节，你所知道的战争和军史，就永远只是一些概念、定义和数字而已。教科书告诉我们定义，而回忆录告诉我们细节。有许多事情，如果不是这些稿件，你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
朱德这样上井冈
小时候看过一张油画，画面的中心是周恩来、朱德等我军高级将领，每人脖子上系一条领带，臂上缠一块毛巾，将领们站在台阶上叉腰挥手，下面一群身穿灰色军衣的战士们翘首仰望。这画的名字就叫《南昌起义》，在我小时候的理解中，南昌起义就是这个样子的，领袖人物振臂一呼，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打响了，我军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真实的历史比这不知复杂多少倍！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副军长带领起义残部转战闽粤赣，革命的前程如何，队伍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无人心里有数，包括朱德。
少将张树才在《跟着朱德司令转战闽粤赣》一文中，真实地记述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所部的坎坷经历：张树才先是跟着二十军教导团转战江西、南下汕头，敌人的疯狂追杀、形势的扑朔迷离，令起义队伍一时不知所从，失去方向的队伍就失去了斗志。“这支部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我们照旧穿着南昌起义时穿的、又经过长期行军战斗早已被汗污磨碎了的破单衣，南方大山里的十月天虽然不像北方那么冷，可是风餐露宿的我们，在那种夜凉寒露中还是冻得受不了，我们只有抱膝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用身体来温暖身体；草鞋穿烂了，长期打着赤脚走山路，脚掌磨得像猪肝肺，又紫又黑……又遇上南方倒霉的发病季节，拉痢、打摆子的天天增多，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眶塌成了黑窝窝……当部队到信丰会合(与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会合)时，上千人的教导团，几乎减少了一半，有病、体弱的掉了队，意志薄弱的人脱了队。二十五师在朱德副军长率领下，减员好一些，但由信丰出发到赛泉圩宿营的第一天，师长不见了，第二天，三个团长也不辞而别了……”两个月后，部队仅剩下了八九百人，但就是这八九百人，成为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一支部队。为了将这宝贵的几百人保存下来，朱德曾带人去寻找军阀范石生。在寻找范的途中，又遭了匪徒的袭击险些丧命。为解决部队的供给，部队曾一度不得不依附于范石生部。不久，部队脱离了范石生部，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挺进湖南宜章。在追寻同路人的历程上，先后与军阀许克祥、白崇禧作战，直至遇到苦苦寻找他的何长工。
寻找朱德的经历，在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文中，更是像传奇一样，毛泽东听说朱德的部队和自己正在彼此寻找，遂派何长工下山去找朱德。何长工走到沔都被民团捉住，眼看要砍头，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继续在湘南、粤北一带寻找朱德，却遍寻不见。何长工无计可施之际，在韶关的一个澡堂洗澡时，忽然听到范石生的部下议论，说“王揩(王揩即朱德)的部队到了藜埠头，我们要警戒”，这才找到了朱德和陈毅，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每读到这样的稿件，我总会一边读，一边满脑子胡思乱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土匪不至于那么愚蠢以至放过了朱德”，“如果何长工那天没有去洗澡”。如果真有这些“如果”，一部军史还会这样写么？但我们看到，在这看似充满偶然性甚至戏剧性的细节之后，展示的是坚强的信念、百折不挠的勇气、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意志……有了这些，无论革命的中途发生怎样的偶然，革命的方向也最终会指向一九四九年的那个结局。
“败走”的伤痛与坎坷
我们早已熟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卓绝，但过去我们习惯更多地谈胜利，很少披露一些我军历史上的“败仗”。在这些稿件里，恰恰是这些记录“败走”历史的稿件，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革命道路的坎坷和斗争的残酷，从而通过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为理想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先是在湘鄂一带活动，后又转战千里深入黔滇，牵制了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在这一牵制敌军的行动中，孤军作战，四面受敌，战斗极为激烈残酷。中将郭鹏在《杀出重围》一稿中，记述了自己当年所在的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在贵州梵净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的经过。突围之前，被迫留下了所有的伤员，突围的同志想到留下的伤员，知道他们唯有一死，不免伤心落泪，可伤员们反过来安慰突围的同志：“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们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他们突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牺牲的人在不断地增多，“同志们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三连连长，早在鸡公山战斗中即负伤，右臂被打断了。战后他因右臂已碎，自己竟毅然忍痛用菜刀将断臂剁去。在连日转战行军中……遇有断崖陡壁，便抱住伤口滚下去。”在一次战斗中，“眼看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他迅速地冲至前卫连阵地，左手持枪高呼：‘同志们，拼刺刀，跟我冲!’大家一见这血迹斑斑的空袖筒，就知道正是三连长”，“但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三连长的伤口在连日苦战中恶化了，当我最后去看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团长，我不能再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不久他便牺牲了。”我们只知道古时候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要知道，关公再坚忍，毕竟是在忍受医生为他治伤，而郭鹏中将的战友挥刀自断臂，那种坚忍、顽强，是关公远不可比的！
这样的一些稿件，在老《星火燎原》里之所以没有被选用，原因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述的是“败走”的经历，记录的是伤痛和坎坷。但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败走”，这“坎坷”，给了我们一部更加真实和令人震撼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无与伦比的艰难，才更烘托出了革命的不易和辉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