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凤麟
辛亥革命，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巨变，它以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也为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那么，这场革命对上海报业的生存状况及其职能发挥又具有何等影响呢？
先看发展。原先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上海报业，在辛亥革命中的发展更是迅猛。近年来，有关专家考核认为：“仅上海一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就先后出版了60多种报刊。”实际数字也许更大。因为仅在武昌起义爆发至当年底的两个多月中，可查明创刊日期的上海新办报刊，便达35种之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更呈现办报高潮。其中：既有大量各政党社团创办的综合性报刊，还有许多如经济、教育、学术、文艺、妇女、儿童、宗教等专业性报刊。此外，上海郊县也创办了不少报刊。比如，据嘉定《廖报》刊发的《报纸的历史》记载，嘉定县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底期间，新创办的报刊名录达九种之多。
次看经营。财务盈亏是报刊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上海报业在辛亥革命中的经营状况如何？上图盛档中新闻报有限公司为1912股东年会提供的两份“总账”披露：191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的六个月内，该报“计亏银洋三千九百八十六元一角八分七厘”；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的六个月内，“盈余洋四千一百零七元二角八分六厘”。新闻报在两个半年内因何能扭亏为盈？除该报“同人竭力维持”的主观因素外，更同新政权的大力支持有关。
武昌起义引发巨大社会震荡，既给报业提供了大量新闻素材，也造成“市面凋敝”的现状。一方面，大量新闻稿的采写传递与销量大增的报纸发行投递导致邮电和交通费的猛增；另一方面，报馆主要收入的广告投放量因“市面凋敝”而锐减。这一增一减，必然给报业带来生存危机。为此，上海日报公会呈文南京临时政府，申述上海报业“军兴以后种种困难情形”，恳请“减轻邮电费以继报界”。孙中山于3月17日立即将此呈批转交通部，命令立即“酌核办理”。孙大总统的指令，凸显新政权对新闻舆论的关爱和支持，改善了上海报业的经营条件。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新闻报因何能扭亏为盈。
再看宣传。综观上海报纸当年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报道，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及时、丰富又多彩的特色，且在宣传手段上也日趋多样化。武昌起义一声炮响，申城革命派报刊，如《神州日报》《民立报》《民铎报》等，首先为之鼓与呼；在革命浪潮推动下，上海不同政治背景的报刊也纷纷“易帜”，由游移观望转为宣传革命。为了赢得受众关注，各报在宣传手段上也各出新招，推出午报、晚报、画报、号外、增刊和专版，还大量利用新闻照片。比如，原先热衷鼓吹“君主立宪”的《时事新报》，在民心向背的趋势下率先“易帜”，转向鼓吹革命；该报馆从1912年1月起，还编辑出版了题为《革命文牍类编》的小册子，将武昌起义后各地发表的革命文献，分门别类地整合成册，短短两个月内编印十册，且一版再版，起到了从更宽广渠道宣传革命的社会效果。
上海报界对孙中山的宣传报道更引人注目。尤其是孙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发布的政令、通电、演说、信札、谈话等等，大多通过上海多家报纸及时刊发，从而使上海报纸成为当年的《临时政府公报》之外，存录孙大总统执政资料的最主要载体。可见，上海报界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报道，在当年全国报业中首屈一指。
论及上海报界与辛亥革命，不能回避《暂行报律》引发的争议。1912年3月初，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主要规定全国报刊必须“注册”，不得以“流言煽惑”破坏“共和国体”，对“污毁个人名誉”的“失实新闻”必须“更正”。在民国肇建、百废待举的情势下，新政权制订几条“暂行”性规章对蓬勃发展且无序运作的报刊予以适当规范，不仅对维护新政权和社会稳定有意义，也有利于报刊的健康运作。岂料，颁布后立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和各大报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和抵制；3月7日，章太炎在其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刊发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对《暂行报律》予以逐条批驳，指斥为“钳制舆论”、“较前清专制之法更重”，“无知妄作”，“绝不承认”。章氏此文，当天竟被上海各大报同时转载，形成强大舆论攻势。孙中山为稳定政局，及时发布《复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表示“此次内务部所布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应作无效。”
《暂行报律》的结局折射出民初政局的极端复杂性：原先集结在“排满”旗帜下的各派政治势力在革命目标和途径上存有分歧，至清帝退位后对许多原则问题的争议更形激烈；何况还有众多不同政治背景报刊的舆论角逐。这就决定了仓促出台的《暂行报律》的夭折有其必然性。
(作者为《解放日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