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两次赴香港求学 革命期间多次以香港为大本营策动起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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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善伟、陈翔
孙中山在1883年至1892年间两次赴香港求学，其中5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医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他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欢乐的五年”。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荣誉顾问李金强，埋首研究辛亥革命足足30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李金强教授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蜀永教授在香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1892年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办首届毕业典礼。第一届学生中取得毕业资格的仅2人：孙中山与江英华。罗香林在关于孙中山大学时代的著作中记载了其5年学习最终考试成绩：植物学、化学、骨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病理学、法医学、公众卫生、产科取得“荣誉成绩”，内科和外科取得“及格成绩”；“亚军”江英华则6科获荣誉成绩，6科获及格成绩。
港督为孙中山颁授毕业证书
早在1883年冬，孙中山入学香港拔萃书院。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开办，孙中山在当年成功入学香港西医书院。同时入学的12人中到1892年能毕业的仅两人。隆重的毕业典礼于1892年7月23日举行，港督罗便臣“亲临主持”，为孙中山、江英华颁授毕业证书。当晚，书院在时为香港三大名酒店之一的太平山顶柯士甸山酒店设晚宴，不少社会名流参加，众人享受了鱼子酱三文鱼、沙律、咖喱、咖啡等美食，院长带领众人通唱“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祝贺两名杰出的年轻人。
孙中山毕业后，转赴澳门行医，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最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进化论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蜀永说，当时香港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对华人学生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据刘教授介绍，孙中山曾回忆：“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关心焉回忆：“总理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
结识“红颜知己”陈粹芬
李金强说，在“最欢乐的5年”中，孙中山不但学业卓有成就，还在1891年春创立少年会，名为培道书室，以此为“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
庄政在《孙中山的大学生涯》中记载了孙中山结识“红颜知己”陈粹芬的过程：原籍厦门，出生于屯门的陈粹芬时为屯门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堂会友，因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认识，“一见如故，坠入爱河”。此后追随孙中山于海外奔走革命，照顾孙中山，接待及照应党人，备受尊重，被敬称为“四姑”。
成长为“双语精英”
在孙中山自认“最欢乐”的时间里，他也开始成长为“双语精英”，从而完成个人的“国际化”。
李金强教授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孕育萌生，“关键在于他青年时期在香港接受官立英文教育及医科专上教育，成为双语精英。” 也正是在香港这块自由宝地，孙中山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当时，他常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在香港中环歌赋街二十四号聚会，大谈时弊，倡言革命，鼓吹反清。”所以跻身“双语精英”，对确立孙中山在整个革命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1911年，我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
对话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荣誉顾问李金强：
双语能力催生孙中山现代知识国际视野
记者：19世纪下半叶，“双语精英”崛起呈现怎么样的形态？
李金强：当时随着列强侵华，内忧外患相继而至。地处边陲的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下，涌现一批中英双语华人精英。他们凭借身处殖民地、接触西方文明的先行经验，参与国内模仿西法的洋务建设；还有一批人倡导维新，力主学习以英国为首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体制。
这些香港华人精英，以“洋务建设”与“修明内政”的双轨方向，力谋祖国变革。香港也一跃成为海外华人改革言论的中心地带，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即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记者：孙中山跻身“双语精英”，对确立其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
李金强：孙中山之所以能以革命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重要的关键点在于其青年时期于香港接受英式文法中学，及医科专上教育，具备相当程度的双语能力，由此具备现代知识及国际视野。
孙中山在香港获得信仰与专业知识，并从而产生其政治革新思想与理念，遂起而倡导革命，此后从事组党、筹款、宣传、购买军火，以致策动武装起义，均以香港为大本营，故香港实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摇篮，以及革命运动的主要基地。
对话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蜀永教授：
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记者：如何评价香港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刘蜀永：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之地，是革命党人建立革命组织、筹集革命经费、从事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革命党人先后在香港建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同盟会香港分会。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孙中山直接策划的南方10次武装起义就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的。香港曾是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在财政方面对辛亥革命运动的贡献亦不可低估。
记者：香港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环境和阶级基础？
刘蜀永：香港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因为具有革命运动发展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香港西式学校的建立、西方报刊的发行和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是其阶级基础。当局对革命党人在港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则是有利于革命运动开展的特殊政治环境。
孙中山曾是他的“秘书”
杨衢云与孙中山合作领导香港兴中会多次发动革命起义
电影《十月围城》开场时，张学友饰演的辅仁文社杨教授被凶徒暗杀，揭开了影片全程追杀的序幕，也将一位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革命领袖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位被暗杀的杨教授之历史原型，正是辅仁文社领袖、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
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有一句结论：“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杨衢云殉难后﹐由同道好友谢缵泰以及同志们为他下葬。在香港跑马地坟场内，屹立着一座无名墓碑，编号6348，这就是杨衢云的烈士墓，初来者很难找到。
“亲友担心清廷继续掘坟迫害，没有在墓碑上刻名字。”杨兴安叹道，另一个原因是想等到革命成功，再将遗骨迁移内地，议定其适当称号，与姓名一起刻碑。怎料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杨的革命同志和亲属多次要求将杨迁葬黄花岗烈士陵区，但一直未能成事。
杨衢云的遇害地当年的香港中环结志街52号，其实是他的家居寓所，而非辅仁文社课室。“在这一点上，虚构情节是能接受的，最重要的是，将他被暗杀的史实和革命的地位公之于世，为人所知。”杨衢云的堂侄杨兴安对广州日报记者如是说，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那么历史上那真实发生的一幕是怎样的？烈士长女杨锦霞在《杨衢云家传》中回忆称：当年杨衢云在寓所设帐教授英文，1901年1月10日晚上六时，他在寓所二楼前室备课。楼门未加锁，多名凶徒冲入举枪直发，杨衢云身中多弹，流血不止，当晚杨衢云伤重去世。
杨衢云孙中山合作领导兴中会
1890年，杨衢云和好友谢缵泰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与杨衢云相识，携手创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因为兴中会会员主要以辅仁文社社员为班底，加上杨年长孙五岁，于是推举杨做领袖。此后五年，杨一直是会长。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是由杨衢云、孙中山合作领导兴中会发动，却都以失败告终。
等到惠州起义再次失败，两广总督德寿得知起义是杨衢云主使，恨之入骨，悬重赏刺杀。杨衢云此前就已风闻杀手将至，却慨然道：“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第二年初，杨在香港寓所被射杀，终年仅40岁。
一张合影照片值一百万
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事业中，杨衢云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志士同仁，而后者的功绩却常常被历史迷雾所遮蔽。甚至在当时的香港兴中会，作为领袖的杨衢云和孙中山，究竟谁是“老大”？立场各异的史家莫衷一是。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件证据，莫过于杨、孙二人与日本友人的一张合照。
这张合照摄于1898年，其中杨衢云以“团体领袖的身份”坐在前排，孙中山则以“杨衢云秘书”的身份站在后排。据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记述，“给他一百万！”当年蒋介石曾不惜花巨款收购这张照片，并表示不计任何代价都要取得照片及底片尽早销毁，以免给人看见堂堂领袖竟居于随从地位。
“其实大人物的伟大事业总有一个平凡的开始，一张照片怎么可能有损中山先生的功业地位？”杨兴安苦笑道。
杨兴安说，孙、杨两人是革命手足，一个饮恨英年早逝，一个艰难缔造民国。在他看来，二人的业绩互相辉映，没有孙中山的辉煌事业，杨衢云一生所做的只像泡影幻象；而没有杨衢云的功事努力，孙中山万事起头难，革命是否成事难料。
孙中山“御用摄影师”
持“大元帅令”上战场
辛亥百年之际,一代伟人孙中山的身影更频繁出现在电视和电影中。鲜为人知的是，今天银幕上关于孙中山的真实活动影像，多数是由“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拍摄记录而永远定格在电影胶片上的。
作为中国电影开拓者，黎民伟极尽哀荣，追悼会上电影界翘楚送来“国片之父”的横额。他人生中还曾有过这样一幕：身揣孙中山颁发的大元帅令，在战火纷飞中冒着生命危险，扛起笨重的摄影机，真实记录下孙中山的革命足迹和北伐战争的惨烈场面，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镜头。黎民伟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更是一位“辛亥老人”。
“我们还是先看纪录片吧!我们子女也是从这些电影作品和日记文稿中，才真正开始认识父亲的。”2011年5月中旬，在香港皇后庙道的寓所中，广州日报记者见到了黎民伟的六子、73岁的黎锡先生。黎锡长年致力于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资料，本意想留给黎氏后人，没想到却给电影史、辛亥百年史提供了很多新素材。
孙先生演讲行军几无不为之摄影
这部记录中山先生革命足迹的纪录片《勋业千秋》，影片拷贝更是被黎家人小心保存了逾半个世纪。在老人看来，半个多世纪的国事家史皆肇始于此，把这部纪录片作为进入那段往事的一扇小门，理所当然。在黎家孙中山所题“天下为公”四字下，黎锡先生边播放纪录片，并翻动手中相册。旧照片中，民国风云再现。
1909年，16岁的黎民伟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追随革命。《勋业千秋》拍摄于1921年~1928年，片中主要记录了孙中山晚年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学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检阅军团警会操、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东校场阅兵等，反映了军阀割据期间，孙中山力图统一国家的奋斗历程。除此之外，影片还记录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从誓师、战斗到胜利的全过程，其中甚至不乏弹片横飞的战斗场面。
1941年11月，黎民伟将有关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和北伐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剪辑成《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现在制作的许多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专题片，很多出现孙中山的镜头或剧照，都是出自这部纪录片。孙中山秘书邹海滨为其撰写的小传中就写道，“（黎）尤注意孙中山先生之一言一动，故孙先生之演讲行军，几无不为之摄影。”
他把自己绑在飞机上完成战争航拍
“父亲病危时还嘱托母亲将《勋业千秋》、《淞沪抗战纪实》两部纪录片的拷贝送往北京，捐赠国家永远保存。并强调这是替国家拍的，要交给国家，不要收钱。”黎锡告诉我们，这部纪录片是当年日机轰炸香港，从影库中抢救出的，所以保存得并不完整，加上因年代久远胶片损坏，只复原抢救出其中34分钟。他一直在查找散失影片的下落。
只见影片的旁白本上写道：“这是一部中国革命历史最伟大的影片。当年由民新影片公司厂长黎民伟先生率领摄影师罗永祥，亲随孙总理与诸同志，冒险在前方火线摄制，历尽千山万水，行程万里，经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山东、直隶诸省，足足费时七年，艰苦备尝。”
在黎锡的阐述中，“艰苦备尝”四字，实在不足以道出当时拍摄之辛苦危险。1923年5月，孙中山特地颁布大元帅令，这是为黎民伟上前线拍摄时对部队的指令，“仰各军一体知照。”
“那时电影事业刚起步，摄影器材十分笨重，需要安装在三脚架上，一只手不停摇动带转胶片，另一只手负责转换镜头方向，拍下一个镜头十分不易。”黎锡说，父亲始终坚持到现场，尤其是拍摄战争镜头时，不时有炮弹皮飞到脚下，惊险异常。在拍摄北伐战争中惠州战役时，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在小型双翼飞机上，他把飞机底部舱门打开，将自己和摄影机牢牢绑在飞机上，俯拍整个战场，难度和危险性极大。这也有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尝试行航拍。这些战地镜头组成大型新闻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影片放映后大大增长了北伐军的士气，被誉为“血肉的实录，珍贵的国宝”。
黎民伟：明星黎姿的爷爷 为电影散尽“亿元”家财
黎民伟一生骁勇:16岁加入中国同盟会，自幼喜爱摄影与戏剧，热心于国民革命，曾利用戏箱偷运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同盟会骨干在香港组织“清平乐白话剧社”，宣传革命。
在黎锡的寓所中，我们看到厅堂悬挂孙中山为黎民伟亲笔所题的“天下为公”横幅。黎锡说，这是复件，原件在大姐家中。
当年，高剑父曾书赠“电影救国”给黎民伟，这也是后者一生的真实写照。
1953年，60岁的黎民伟辞世，葬礼极尽哀荣，港督亲来致礼，葬礼上高挂电影界翘楚送来的“国片之父”横额。近年来，他的电影业绩获得认可，被称为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香港电影之父、全材电影人。
黎民伟做事一丝不苟，他留下的日记和民新记事本，很工整地记下了每件事情。黎锡说，父亲的电影救国理想，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始终是为了“爱国教民”、“导人向善”，夺回被外国影片和神怪商业片占据的市场。可时局动荡，电影界的清流处处碰壁，无从大展身手。终其一生，为电影屡经挫败，散尽家财。他亲笔写下的“历年失败之回顾”：办民新期间，共损失了私产四十万元，相当于今天的大约一亿元；为了电影又多次典押房产，但对电影事业不离不弃。
黎家众多成员都与香港电影有着不解之缘。他的两位兄长黎海山与黎北海，是他开创电影事业的合作伙伴。长子黎铿三岁登台，是当时著名的童星和朗诵家。女儿黎萱是话剧演员和影视艺员。当今的香港明星黎姿，也正是黎民伟的孙女。黎家作为演艺世家，三代影人不辍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