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年
孙中山颁发的徐万年委任状 翻拍资料照片
“辛亥革命元勋徐万年”系列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徐万年不是一流人物。
纵观辛亥革命，堪称一流人物者，无疑是孙中山、黄兴等。
徐万年不是一流人物。
纵观武昌起义，堪称一流人物者，无疑是孙武、蒋翊武等。
但是，武昌首义，孙中山、黄兴等，皆不在武汉；孙武、蒋翊武等，皆不在现场。
起义在即，群龙无首。
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徐万年成了武昌首义的中流砥柱。
炮是兵之胆。
“辛亥革命第一枪”固然紧要。但是，“辛亥革命第一炮”同样紧要：南湖炮队炮轰湖广总督府，总督瑞 仓皇逃遁，武昌首义就此告成……
南湖炮队革命党总代表，正是徐万年。
熊秉坤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几乎成了当下人的一种共识。
熊秉坤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总代表。
但是，一种共识却难以消解诸方质疑。
关乎“辛亥革命第一枪”，向来就有两种说法：工程营率先发难、南湖炮队率先发难。
毫无争议的是，按照义军总指挥部最高会议——“胭脂巷会议”事先安排，武昌首义相约以炮为号，由南湖炮队率先发难。
但是，首义之际，徐万年不在南湖炮队。
因为联络起义事务，徐万年在武昌城内。
在徐万年的回忆录中，他没能履行“第一炮”的任务，转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偶然“发现徐万年”】
河南南阳，向南30公里。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
瓦店镇西南，白河之东、西湖之西，万亩平畴。
地里，是一人多高的玉米。
万绿丛中，跳跃出一抹红色。
红得灿烂，红得坚毅，也红得寂寥。
红的瓦，铺在房顶；红的瓦，铺在墙头。
院内，苍松翠柏傲然雄立。
它，就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革命首义将领徐万年墓园”。
徐万年生于斯，长于斯，15岁离家远赴湖北襄樊、武汉。
1954年，徐万年贫病交加，死在故乡，安息于此。
徐万年将一缕红色留在了河南大地。
但是，谈及辛亥革命，徐万年却似乎成了一种被遗失在河南乡野的巨大存在。
徐万年也曾留下一批辛亥革命遗物：黎元洪任命其为“稽勋局湖北调查会审察员”的“委任状”，赵秉钧、段祺瑞任命其为“临时稽勋局调查员”的“委任状”（说得通俗点儿，稽勋局就是详细调查辛亥革命中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功之人，然后呈请政府给予褒奖、抚恤、授勋等）；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颁授给他的“勋五位章”；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孙中山）委任其为“本党军事委员”等20多件。
湖北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曾多次征集这批文物，但是徐万年的后人最后还是将这批文物无偿捐给了故乡南阳。
“在南阳市博物馆展出期间，省里的文物专家认为这是‘国宝’、是‘一级文物’。于是，在1996年，这批文物被调拨到了河南博物院予以收藏。”南阳市宛城区文化局尚文女士说，“其实‘发现徐万年’，是件很偶然的事儿。”
她回忆道——
1982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徐万年墓。听当地百姓说，徐万年参加过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乡野传说，说说而已，有时甚至不免添油加醋。
当他的后人将“委任状”等拿出来时，这才晓得，关乎徐万年，真的不只是一个乡野的传说。
当年，徐万年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南阳县人民政府（1994年7月1日，撤销南阳县，新建南阳市宛城区、卧龙区）投资1万元，修葺徐万年墓；1989年，建立文物“四有”档案（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保管机构），为徐万年竖碑刻传；2001年，徐万年墓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省里拨款约7万元，为徐万年墓筑了墓园、盖了房子、植了柏树。
作为文物，徐万年墓与徐万年遗物被保护起来了。
但是，关乎徐万年的研究，并没有热火起来。
无他，湖北人研究辛亥革命，徐万年是河南人，有点儿山高皇帝远的味道；河南人研究辛亥革命，徐万年是在武汉闹的革命，有点儿鞭长莫及的味道。
因此，徐万年总是被遗忘在南阳的一个角落。
关注徐万年研究的，也就是他的故乡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的一位供职于南阳市第十中学的教师——袁海东。
“照徐万年的说法，‘辛亥革命第一枪’应该是他打响的。”袁海东先生说。
【徐万年“首鸣手枪”】
先说南湖炮队。
“辛亥革命第一枪”暂且按下。
武昌南城外的“炮八标”，因驻扎在南湖之侧，也称南湖炮队，有1700余名士兵。
时下，长期关注辛亥武昌首义研究的“武汉通”刘谦定认定，南湖炮队是武昌首义中唯一一支全标起义的部队。
南湖炮队的革命党总代表，正是徐万年。
如此这般，说徐万年的动员组织相当出色，不在话下。
不只是炮是兵之胆。
同样重要的是，武昌首义，起义人数有3000多人，而南湖炮队就有1700多人。
此时，忠于湖广总督瑞澂的守军，也只有3000多人。
可以说，正是南湖炮队的发难，奠定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成功。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看武昌首义是怎么爆发的。
1911年10月8日（辛亥八月十七），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袖章等，被搜洗一空，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城门，搜捕革命党人。
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提前发动起义。
不料，当日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受检查。邓玉麟抵达南湖炮兵驻地时，已至深夜12时。“虽得晤炮标同志，然夜深难以集合。且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邓在炮八标待至天明，复偕徐万年入城……邓嘱徐等候开城。他渡江到汉口共和里11号，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
这一夜，徐万年也没闲着。他“夜深潜往（炮八标）各营，执同志手而言曰：‘我辈名册被抄，已先授人以柄……若不从速发难，行将大祸临头。语云：先发制人，时不可失。且发难死也，不发难亦死也。况发难犹可侥幸不死而成功。孰得孰失，君等自之。’自是，人心时激动，皆愿秣厉以随马首，于是夜起义。恐城内步队（步兵）不知接应。乃以邓玉麟照料炮队”。
于是，徐万年“次日（1911年10月10日）入城，往各机关□□准备，又虑时间不一，复往右旗密告（武昌城内驻军，分为右旗和左旗两大系统）以起事钟点，午后三时至七时。始布置完毕，约以鸣枪为号。是夜三鼓，君于右旗门首鸣手枪者再。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开通湘门迎炮队进城。”
无论邓玉麟的回忆，还是徐万年的讲说，都在说：武汉首义之际，南湖炮队革命党总代表徐万年，不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队，而是在武昌城内联络起义事务。
明明相约“午后三时至七时”鸣枪为号，不知徐万年缘何“首鸣手枪者再”又在“是夜三鼓”？
“三鼓”，是午夜子时。
但是，徐万年陈述的，是“首鸣手枪”后，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
而普遍认同的是，工程营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时间约在10月10日晚上7点。
徐万年的回忆材料，是其大儿子徐仲义帮助整理的。
如果是“是夜一鼓”，也就是在晚上7点，徐万年“首鸣手枪”，一切也就顺当了。
“一鼓”与“三鼓”，是不是整理者的疏忽呢？
倘若是“三鼓”“首鸣手枪”，此时义军已经闹翻了整个武昌城，还鸣个啥鸟枪呀！
就是睁眼说瞎话，担任过国家稽勋局调查员、评点过开国功勋的徐万年，也不至于犯下这般低级错误！
工程营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无论怎么说都是事出偶然，无组织无纪律了那么一点儿。
徐万年“首鸣手枪”，则是一种周密的安排。
是谁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就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徐万年的陈述，至少给我们更好地认知武昌首义，洞开了一扇曾经紧闭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