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谈辛亥革命：天津“影响与北京相同”

　　《辛亥革命》中的“天津印记”

　　——访著名史学家罗澍伟

　　(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正在央视热播，该剧真实还原历史，以翔实生动的史实打动观众，同时刻画了一批革命志士的鲜活群像。辛亥革命时期，天津的地位极其特殊，也极其重要。这一点，在电视剧《辛亥革命》中也有深刻反映。近日，著名史学家、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罗澍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电视剧《辛亥革命》中的“天津印记”。

　　罗澍伟说，武昌起义爆发前，国内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天津是距北京最近的沿海开放城市，当时不但是接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前沿，而且是革命党人频繁活动的据点，被革命派视为“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派廖仲恺来天津筹建同盟会。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竞相来津密谋种种革命活动：沪军都督府参谋、革命戏剧家王钟声潜来天津，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同盟会员张相文和白雅雨借机组织北方共和会，策动驻滦州新军举义，同时请求南方革命政府派民军北上，里应外合，直捣京津；同盟会员丁开嶂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铁血军长，“立军部于法租界”，准备领导“榆关东西、长城南北”的武装起义。在暗杀风影响下，“天津暗杀团”团长薛成华，亲自在北站行刺天津镇总兵张怀芝。但是由于势力分散，各自为战，缺乏彼此间的沟通与联合，所有革命活动均告失败。

　　提及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小站练兵”，电视剧《辛亥革命》有关小站练兵的场景都是在津南区小站练兵园实景拍摄的。罗澍伟告诉记者：“开始于19世纪末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军制和武器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基石，后来这支军队为袁世凯严密掌控，为他日后反对革命和坚持独裁专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石。”20世纪初，袁世凯又谋得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当时的直隶省会已迁至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犹如中国的“第二政府”，就当时北方地区的形势而言，天津“影响与北京相同”。“电视剧《辛亥革命》有多处表现袁世凯在小站及直隶总督衙门的种种阴谋活动，极为真实。”罗澍伟说，“袁世凯窃据这一要职后，进一步施展伎俩，贿赂重臣、拉帮结伙，最终打入朝中，晋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而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观察得十分清楚，老百姓恨之入骨，有民谚说：‘杀端方，斩铁良，贪赃枉法庆亲王，里勾外联袁世凯，挫骨扬灰徐世昌。’对于这一点，电视剧《辛亥革命》也把握得十分准确。”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小皇帝宣统继位，其父载沣摄政。“载沣是光绪之弟，当时盛传，戊戌变法光绪的被囚系因袁世凯的出卖，所以载沣当权后非要除袁，为其兄光绪报仇不可。几经周折，改为‘回籍养疴’。袁世凯闻讯，惧有他变，跑到天津租界，躲进利顺德，以求得庇护。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成为内阁成员，不久，他厌倦了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活，准备用沉思静写来打发日子，于是选在天津意租界定居。在这里，梁启超和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共同筹划了反袁的护国战争。这些地方，剧中的笔墨不多，可是给人以纵深感，而且恰到好处。”

　　罗澍伟认为，电视剧《辛亥革命》以严苛的凝练，浓缩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性巨变；以深刻的内容，展现了历史在濒临窒息时中华民族的一次深长的呼吸。观看、欣赏、品味、解读这样一部史诗般的电视剧，是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最好纪念。辛亥革命后，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场深入人心的群众性运动，既是辛亥革命引发的民主革命的延续，也是科学、民主与专制、愚昧的一次新较量。历史从此出现了大的拐点，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得不因其软弱无力而退出历史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强大的声势，成为了时代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