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砚文
10集纪录片《辛亥》，今天将在北京卫视播完最后一集：伴随着溥仪出宫的场景，从开篇起就回响在紫禁城里的暮鼓钟声终于戛然而止。
作为一部历史纪录片，《辛亥》里有首次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等海外渠道获取的珍贵的百年前视频资料披露，还有“火胶棉湿版摄影术”这一古老摄影工艺的还原。但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这些一手史料或许都不如它独特的讲述方式那样吸引人。用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研究所所长何苏六的话：“第一次在国内看到这样的口述手法，纪录片缜密的逻辑链条、精致的叙事镜头将纷繁的历史讲得引人入胜。”
挑选陌生的“时代观察者”
说到辛亥革命，很多人浮现在脑中的第一面孔，是那些一直被裹挟在历史漩涡中的人物：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但《辛亥》的主角，也就是那些讲述者，却有大部分都站在漩涡中心之外，甚至很多观众并不熟悉他们：民国报人陶菊隐、小说家蔡东藩、《泰晤士报》时任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这一个个略显陌生的姓名，所营造出的年代感和距离感，却是该片总导演袁子勇极力追求的效果。
袁子勇把他们称为“时代的观察者”—未必亲身参与某个具体事件，却是整个时代的亲历者和旁观者：“选取这些讲述者一方面让观众感到新鲜，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讲述者的陌生，大家能更关注讲述内容本身。”
《辛亥》的另一位总导演、撰稿吴群，按“视角”的不同把这些观察者大致分成三类：全知视角者，多半为张季鸾之类的报人，对时事的广泛参与和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使得100年后荧屏上的他们，更多承担了公共信息转述的功能；限制视角者，如革命党人唐群英等，强烈的身份标识和鲜明的立场，再叠加通过日记、书信等保留下来的大量私人记忆，可以为观众提供鲜活的事件和观点；而目击视角者，如目击了袁世凯遇刺的莫理循，能够以第一人称描摹最具体、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整个《辛亥》的结构，就在这些讲述者的转换中得以建立。
演绎不需要“个性”的历史证人
袁子勇坚持，不论是画外音、故居回访，还是采访学者、故人后代，都还原不了亲口讲述的时代感；但被选定的这些讲述者，又都不在人世，所以“演绎”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导演组最终决定，和北京人艺合作，这也是为什么观众在《辛亥》中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濮存昕扮演外交家顾维钧，李洪涛扮演报人陶菊隐，丁志诚扮演清末军谘府官员冯耿光……
对于演员的选择，袁子勇有自己的理由：“在《辛亥》中，演员是坐在椅子上讲述，因此要求更多的是台词功底和舞台感，人艺的演员比一般影视剧明星更符合这个要求。”参演《辛亥》的这些人艺大腕，录制时一天往往要背几十段台词，每段三两百字不等。
另一个理由，是他们的表演风格靠近。“隔了100年的讲述者，你要求每个人都带着充沛的感情、鲜明的性格去说话，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吴群直言，《辛亥》的人物塑造“一致性大过差异性”，“讲述者在这里是一个整体，一群历史的证人。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是一个一个特别鲜活的人。毕竟，对于《辛亥》，他们所传达的信息量才是最重要的。”
提炼放大有共鸣的意象
虽然强调信息比个性更重要，《辛亥》对于不同的被讲述者的命运刻画，仍然让观众印象深刻。短短10集《辛亥》中，一共讲到5个葬礼：慈禧、隆裕、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几乎每个葬礼都有鲜见的图文、视频资料详细说明。这种对死亡的着意描写，吴群解释为“希望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悲剧感”，以及希望观众能体会到这股宿命般的悲剧感之后，“更多人为了中国进步付出不懈努力的那种真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比起一般的纪录片，《辛亥》更注重意象的表达。开篇的那段鼓声描写，就让不少人为之一振：“想起那时的北京，总好像能听到她的暮鼓晨钟。……八百年了，在北京，这声音从未中断过。在这暮鼓声中，辛亥年就要到了。”这类句子在整个《辛亥》中俯拾皆是。“100年后有些感觉有必要被提炼、放大，拿出来让观众产生共鸣，因为历史不光要描述，更要被感知。”吴群说，“讲述那段历史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希望以一个全新的模式，重新梳理历史表达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