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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张国淦:辛亥修史 共和开始

2011年10月20日 08:02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开始收集革命史料。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张国淦(1876-1959)

  字乾若、仲嘉,湖北蒲圻人。1902年中举人。1906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等职。1911年调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1912年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等职。1926年去职潜心著述。

  冯自由 革命童子的掌故

  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黄兴推荐三十岁的年轻人冯自由出任稽勋局局长。稽勋局,顾名思义,做的工作,是稽查并表彰辛亥前革命党人工作的一个机构。出任这个机构的主管领导,按理说,需要老于掌故,“资深”革命。

  不过,冯自由尽管只有三十岁,在革命党人中,按照资历来算,已是当之无愧的老革命。比冯更“资深”的,在民初,也难找出几个来。

  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中,以1894年兴中会成员资格最老。冯自由是在1895年入的会,时年仅十三岁(虚岁十四)。至辛亥年,冯自由也算是革命党人中的元老了。对于冯自由,长一辈的,称其为“革命童子”、“马前一小卒”,冯甘之如饴。

  据冯本人回忆,他入兴中会,邀请人,还正是孙中山。1895年,孙中山旅居日本,与冯自由父亲冯镜如交往甚密,冯镜如遂入兴中会日本分会。冯镜如在日本开有书店,对孙文的革命事业,多有资金支持。

  一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造访冯宅,膳后,冯自由侍坐。孙问冯喜读何书,冯对以《三国演义》。孙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遂语冯镜如,邀其子入会。冯镜如许之。

  孙氏一席谈,引冯自由入兴中会,并使其终身致力革命。冯自由能文能武,二十来岁,即与人创办《开智录》、《国民报》等刊物,为革命鼓吹。1906年,《中国报》改组,冯任社长。南方诸次革命,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等等,多有冯自由直接领导或参与其事。

  这么一个极富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在辛亥之后出任稽勋局局长,也算是人尽其才。但实际上,冯自由关于辛亥革命前事的两部传记,要迟至1928年才陆续出版。据冯自由说,民国元年他履新之后,做的事情就是搜罗海内外革命党人的大小事迹,极为详尽。但可惜的是,1913年,第二次革命起,这项工作就被打断了。冯也因为革命党人的身份,为袁世凯下狱。期间十余年,冯自由几经蹉跎,虽总是在做资料搜集工作,不过,出版的机缘,要到1928年才来,这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1928年,这个年份,是国民党重新统一中国的时期。历史叙述的展开,与政党的兴替,当然有微妙的关系。冯自由也没有避讳,《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直接用意,就是讲述革命党人筚路蓝缕的建国之路。所以,这是一部私人修筑“正史”,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叙述。

  此书写完,冯自由仍不过瘾,把他数十年搜集的材料,再汇编成《革命逸史》。所谓“逸”,就是正史之外的事情,传之于民间,并非入书籍的。

  由此,在论述革命之路上,老革命冯自由在辛亥之后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给革命写“正传”,第二,是给革命写“故事”。

  《革命逸史》出版后,冯自由说了这样一段话: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祖忘典,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民国前十七年,军阀秉国,革命党人致力的共和体制风雨飘摇,国家富强更无从谈起。也就是说,老革命冯自由讲故事,还是要教育时人懂得创业之艰难,才能致力国家之繁荣。

  张国淦 历史编撰中的“共和政治”

  武昌首义后,袁世凯命湖北人张国淦以湖北代表身份,往南方议和。由此,张国淦全程见证辛亥年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心向共和,曾问张国淦意见,张以召开国民党会、公决政体作答。公决政体,于清室不利,张氏在辛亥年,虽为北方代表,却属意共和。

  议和之际,张国淦在北京政府的身份,是“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张国淦身后名声不昭,但其生平魁伟壮丽,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皆备,堪称近代史上一大奇人。

  前清,为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幕,编《黑龙江志略》、《黑龙江全省舆图》,廓清一省风俗地理。数年间,北京屡征张国淦赴京为官,程德全以有边才,不从。至1911年,才奉调入京。

  入民国后,张国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位高权重。北洋系纷争内乱频仍,张国淦折冲樽俎,多方调和之力,多不为人所知。

  1926年,张国淦弃官从文,潜心治学。张国淦做的学问,非同一般,是做中国古方志的收集与研究。彼时,张氏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常对子女说,“大禹惜寸阴,陶潜惜分阴,吾人应惜秒阴。” 命其书斋为“惜秒书屋”。因张国淦之助力,顾颉刚主编的《禹贡》,才发扬光大,古史地理,也成民国史学的一大显学。

  日伪时期,日本多次邀张国淦出山,张不从,并力劝吴佩孚等不为日本所用。

  张国淦的学术成就,以《中国古方志考》为最,该书近百万字,成一代考史巨著。可惜,只出版第一卷,其余毁于文革,至今无下落。张氏在学术上的另一传奇,是以近八十高龄,出任中国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亲身经历,著述回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于四年内,成《北洋军阀的起源》、《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洪宪遗闻》、《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斗争》等数十万字言,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经典文献。而张国淦于近代史用力最勤的著作,即《辛亥革命史料》。

  所谓“史料”,其实并非仅仅史料编撰,而是将“各家记载”仔细考订,按章节呈现辛亥年中的四个重大环节,即“武昌首义”、“各省响应武昌”、“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这四个环节,即张国淦认为的辛亥革命的政治逻辑。而狭义上的辛亥革命,也仅止于此四个部分。

  不过,张国淦的“史料”编著中的环节,并未缺少内在的叙述核心,这一关键即是“共和政治”与“君主政治”的激烈冲突。

  以武昌首义为例,这场作为共和制对抗君主制的革命序曲,在张国淦的考察中,除了对于湖北地区文学社、共进会的关注之外,同样也关注了新军的格局,立宪党人与整个社会层面的态度。由此,“史料”呈现出的武昌首义的姿态,非但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反对君主制,甚至于既不立宪也不革命,持温和政治见解的人(黎元洪)也卷入到了君主制的对立面。君主制在辛亥,已经只是少数权贵的护身符与道德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主制成为了大多数现代政治参与者的共同敌人。

  这是辛亥年的基调与主题,一切王朝的历史,到此终结,共和展开,势不可挡。

  撰写/本报记者 张晓波

  ■ 冯自由名字由来

  冯自由原名懋龙,后来改名,据说是因为不满康有为对“自由”二字的反感。台湾学者郑彦棻说:“康有为当时虽不在日本,事事都要干涉箝制,他不满梁启超的做法,迫使梁启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学校校务改派麦孟华代理。麦孟华学生:康先生对清议报上的言论,很不满意,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自由书》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两字!‘独立’两字,也不可用,今后大家就用‘自立’两字代表罢……”冯懋龙正在大同读书,听后十分激愤,当场起身表示从即日起改名为“自由”,“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

  ■ 顾颉刚挽张国淦

  享八旬外高龄,述目睹亲闻,近代史宝贵资料馀绪未完,撒手人间犹有恨;

  成数百卷伟著,意广搜博采,方志学研修门径遗文不朽,他年朋侣定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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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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