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从自白到呐喊，虽九死犹未悔
几年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向世人痛陈一位教育改革者的心曲与艰难历程，这本自传出版后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引起热烈反响，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教育改革的新一轮思考和讨论。最近，刘道玉以《拓荒与呐喊》为题，推出这本自传的增订本，而书名从“自白”到“呐喊”，似乎也折射出作者的不同心境，联系到作者近年为教改发出的种种呼声，这本新书理当引起教育界的再思考。
大学 教改需要卓识和胆识
《新京报》：在采访你之前，我与《拓荒与呐喊》的责编有过讨论，知道你之所以同意修订再版这本书，是因为“教改情结”仍在心头，你的教改情结是怎样产生的？
刘道玉：首先是我挚爱教育，认为她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大量成功的学生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我既受过保守的私塾教育，又接受过前苏联自由开明的研究生教育，从正反两方面使我感受到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的落后和保守性，进而激发了我的教育改革意识；
再次，我执着研究创造教育，致力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然而我国传统教育是压抑甚至是埋没创造性人才的，因此不改革僵化的传统教育，不实施创造教学的模式，就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个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是我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精神支柱，终身都渴盼创办理想的新式教育。
《新京报》：对于当下有志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人来说，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您当初的环境相比，是否好很多？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解放，有一种改革的强烈的氛围，不少大学都自觉地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涌现出了一批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当然，改革中两种思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者受到的压力或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氛围，似乎也没有敢于率先吃螃蟹的胆大妄为者，不是现在改革的环境好了，而是人们的改革意识淡忘了，似乎人们相安无事，所以也就不存在改革者受压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教育改革需要“两识”，即卓识和胆识。前者是知道需要改革什么，什么是改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而后者是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目前，高教改革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原因之一就是当今的大学领导人缺乏这“两识”。
《新京报》：你是学理出身，投身教育改革，则需很多人文类知识背景，这意味着你自己定是有一个宏大的阅读世界，可否谈谈影响你较深的那些书籍。
刘道玉：对，读书是我最大的爱好，这是从大学时代形成的。在大学10个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家，期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我的自传第二章是“读书到苦方觉甜”，就是我读书的一种境界。我爱书，喜欢买书，保存了近万册图书。
我的书房叫“寒宬斋”，也体现了我读书的价值观。除了专业书籍以外，我喜欢西方教育、哲学、历史、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大多围绕个性养成、思维方法、教育理念和人生价值方面。例如，中国大儒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英国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美国爱默生的《自立》，德国恩斯特·卡西尔的《人伦》，前苏联伊·谢·科恩的《自我论》等。
现在，我已到耄耋之年，我仍然学而不倦，思考不止，笔耕不辍，为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尽微薄之力！
教师 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
《新京报》：你曾以“乱”概括大学问题，大学乱象丛生，原因纷乱，你觉得其根源是？
刘道玉：我始终认为，当今大学的诸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领导体制，具体地说是大一统和官本位主义的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制定的各种“工程”越来越多，各种量化评比也越来越多，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成风，心躁浮夸也越刮越盛，这是导致大学中造假、抄袭和剽窃的根源。
《新京报》：那么，在现行体制下，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大学内的非领导群体)，应该怎样保存自己内心的教育、学术理想？怎样与体制相处？
刘道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又能怎样，要么洁身自好，要么走上追逐名利的错误方向。我就亲身遇到几个年轻教授，他们实在看不惯大学中肮脏龌龊的现象，准备辞职去西藏面壁一年，思考大学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问他们：“此举能否感动国家教育当局？能否改变大学的现状？如果能够，我也与你们一起去面壁。否则，没有必要作这样无谓的牺牲。”
他们问我应当怎么办？我建议说：第一，要洁身自好，绝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第二，要以更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教学与研究工作，教书育人，不辱使命；第三，坚持真理，抨击腐败，斥责官僚主义，扶持弱势群体，自觉地肩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愿意借此机会，把这些建议奉献给心怀理想的广大青年教师，以资互勉。
《新京报》：您在自传中对理想大学校长作过描述：“一个理想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们最大的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外，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要产生你说的“理想校长”，需要怎样的外部条件？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唯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一个大学校长又必须是思想家，唯有思想家才知道教育需要变革什么和变革的契机，不断引导学校前进。
我的这个想法虽然产生于瞬间，但它却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其实，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校长，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英国都柏林大学创始人约翰·纽曼，日本庆应义大学创始人福泽渝吉，德国洪堡大学校长威廉·洪堡，以色列建国前希伯来大学创始人哈伊姆·魏茨曼等，他们都是风骨凛然的教育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兴许这些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教育状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国20世纪初期的蔡元培和梅贻琦，也是属于这样的教育家，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
但是，解放以后，我国却没有出现过这样风骨凛然的校长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
其次是遴选校长体制的弊端，制约了思想家式的大学校长的成长。目前，主要是从拥有院士头衔的技术专家中任命校长，他们身兼多职，“鱼”和“熊掌”都要占有，而且又按照政府领导干部规定他们的任期，这种体制不仅出现不了思想家，甚至连想成就一番事业也是不可能的。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我国没有这样“理想的校长”，当然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共识。
学生 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尊师重教”之传统经历最为严重的创伤是何时？这种传统之伤，对现在教育发展有何影响？
刘道玉：“尊师重教”是我国传统的美德，解放前无论是城市或是农村，户户人家的中堂的神龛上，都供奉有“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可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尊师重教受到创伤，自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教育是重灾区，教师是改造的对象，学术权威受到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教师成了“臭老九”，从而使“尊师重教”荡然无存。
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教师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社会的共识。但是，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大发展的同时，没有对尊师作必要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向钱看”的误导下，教师的表率作用削弱了，师生关系成了雇佣关系，这是与尊师重教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对于教书育人，提高教学质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京报》：你曾经质问大学何为。可否具体阐述一下。
刘道玉：德国诗人海涅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达尔文也深刻地指出：“人的一端是几乎不会使用任何抽象名词的野蛮人，另一端是牛顿和莎士比亚。”怎样才能尽可能地把“野蛮人”培养成为牛顿和莎士比亚呢？这就是教育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
《新京报》：大学生们怎样可以避免“被毁”呢？
刘道玉：首先是摆脱对大学的依赖思想，你虽然不能改变僵化的教育体制，但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这正如蒋方舟所说，学习是自己的事，她对学校的教学不抱任何希望。
其次，一定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学会自学，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许多都是靠自学成功的，如莎士比亚、达·芬奇、爱迪生、高尔基、齐白石，等等。他们的经验表明，掌握学习方法比知识重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良好的方法使你走得更远。为什么在同样僵化的体制下，也有的学生获得了成功呢？我想也许他们在这些方面比其他的学生做得更好。
再次，一定要从狭窄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解放出来，转而从知识的整体上进行学习，学科的交叉与综合是最富有创造性的领域。
独行者，改革梦
■ 记者手记
很多年了，中国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口号，似乎只有声音激荡，大学教育评估，也只是演绎一番励精图治的气象。身居校园的学者们忙着或闲着搞学术，在论文制度和职称评比制度的照耀下，一大群人热闹又严肃地“谋在位之政”，学术造假此起彼伏。
不久前，大学科研经费之腐败，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一边是急速扩张，一边是利益均沾，中间充斥着各种腐败虚浮。
这一切，对于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来说，若有切肤之痛。
五年前，刘道玉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道尽了他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的艰辛，也尽情释放着他作为一位教育理想者的荣光。曾立改革潮头，踩过荆棘之路，为了铸就一所理想的大学，他仗胆改革，涉及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七年后，刘道玉便失去了他的改革舞台。
从教育实践一线，逼退至旁观者的位置，并未浇灭他的教改热情。他决意终生献身教育，并引屈原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告别校长一职后，他仍坚持亲自办学以探索更好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然而民间社会毕竟空间狭窄，他的办学实验多以失败告终，只留下丰富的教学经验，供后来者汲取。
人们称他为当代中国真正的教育改革者，然而他始终寂寞，称自己是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拓荒与呐喊》是刘道玉自传的修订本，所增章节，除人生感悟之外，多与教育改革有关。他把近年来在媒体发表的文章以及所接受的采访，重新梳理成文，构成“教育改革的呐喊”一章，无论是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学术腐败的治理，还是大学教学评估、教改之启蒙教育，他皆条分缕析，出具药方。
曾经是教育改革的拓荒者，至耄耋之年，仍当教育改革的呐喊者，这是刘道玉自传修订本书名的来源。从拓荒到呐喊，壮心未与年俱老，全因“教改情结”。
记者 朱桂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