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的镜头总掠过他们去聚焦乔布斯杜拉拉
——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作者黄传会
我们处在一个“围观时代”，但大家围观的都是猎奇的、戏剧化的、光鲜亮丽的东西，那些日常、普遍的社会痛点，像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尊严丧失，每天都在发生，却往往被熟视无睹。这更需要知识分子、作家、记者承担起责任来。现在的文学，人文关怀做得还不够。《长征》的作者王树增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这个民族的骨头更硬一点。”这才是文学应有的精神。
不久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海军作家黄传会出版新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起，黄传会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近百名农民工，最后选取一二十个典型案例写进这本报告文学。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
但在日前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吐露了“作家的苦恼”：“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这本书？能帮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我无以为答，甚至感到有些茫然和无奈。作为一名作家，人微言轻，我只能把他们的真实现状提供给读者，呼吁社会去关注。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中国青年报：您曾将这本书赠送给一些农民工，但感觉现在喜欢看书的农民工不多。这是作家的问题还是农民工的问题？
黄传会：这是社会的问题。现在的作家离基层、群众较远，真正能关心这个群体的不太多。不像我们的前辈作家，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血脉联系。现在很多作家记叙的都是私家小事，抒写的都是个人情怀，离广大农民和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较远。
主流文化确实把他们忽视了。即使有一些“底层叙事”，也还停留在居高临下的代言、启蒙、吐苦水的阶段，没有真正反映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一个打工青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不需要被关爱，我们需要的是平等。”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科院教授卜卫曾说，在农民工被边缘化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也被边缘化了。据您观察，是这样吗？
黄传会：现在的文化氛围真是奇怪，咱们流行文化的镜头总掠过眼前实实在在的人民大众，比如农民工，而去聚焦乔布斯、林青霞、杜拉拉什么的。这是文化导向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围观时代”，但大家围观的都是猎奇的、戏剧化的、光鲜亮丽的东西，那些日常、普遍的社会痛点，像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尊严丧失，每天都在发生，却往往被熟视无睹。这更需要知识分子、作家、记者承担起责任来。现在的文学，人文关怀做得还不够。《长征》的作者王树增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这个民族的骨头更硬一点。”这才是文学应有的精神。
另外，社会对于打工文化的理解有偏差，好像认为关注文化就是让他们看看电影、唱唱歌，似乎文化就是娱乐休闲。事实上，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自由、自尊、自爱，是要营造一个精神家园，这才是打工文化应给予他们的东西。不认识到这个问题，探讨打工文化就没什么意义。
我去过一个青年的宿舍，墙壁上贴的都是明星照片，写着几句励志的话，床头的杂志都翻得破破烂烂，都是讲婚姻爱情的，这就是他的精神世界。这也体现了他们的情感需要，他们只能通过看杂志上稀奇古怪的爱情故事，获得一种刺激和共鸣。
中国青年报：新生代农民工“漂”着的状态，对他们的婚恋和生育影响大吗？
黄传会：“威胁”太大了。近亿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姻生育的黄金年龄段，他们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对于这些，我们的城市并未给予及时的关注和响应，也没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长期处于游荡状态。这导致他们的婚恋往往是“快餐式”的，没经过深思熟虑。有些人因为空虚、无奈、痛苦，就结合一下，过段时间就分手。就算在一起，这种家庭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中国青年报：听说您参加过单身打工青年联谊会的活动，情况如何？
黄传会：没什么效果。组织者提前一个月就发通知了，最后只来了20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女性，男青年才来五六个。女孩可能在做家政、服务员、超市收银员，还可以请半天假，但男青年通常都做建筑业、快递、送外卖等，工作强度大，根本没时间。
婚恋和情感已成为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首要心理问题。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比起就业、工资、住房等问题，婚恋问题常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会成为城市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国青年报：对农民工的采访和调查中，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黄传会：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真的差别很大。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每年农忙季节都还回去，他们的根还在土地上。而新生代农民工没地也不会种地，对土地的依赖没有了。1990年出生的农民工张小强曾对我说，在他们青年打工族的圈子里，谁也不说“将来”这个词。但是，“有一个决心我是下定了：既然来到城里，就不会再回去了。”
他们的拼搏精神也让我很感动。一个叫周丽映的小女孩为实现理想7年跳了8次槽，现在是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还有一个小伙子苏胜军，一步步实现人生转变，从骑自行车，到骑摩托车，再到开小面包车，现在准备自己当小老板了。
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状态还很差，很多人从事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工资低，有时还不能兑现。农民工中也有一些精英，比如通过打工成为大老板，本来想写，后来放弃了，觉得普遍性不是太大。
另外，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是无望、无奈，很多人甚至对城市抱有仇视心理。不少人都说：“为什么城里人有社保，我们就没有？为什么干一样的活我们的工资就比城里人低？”
工资拖欠是他们最痛恨的问题。很多人都表露过，要再拿不到工资，就要走极端。特别是建筑工，他们都是辛苦干一年，年终才能拿到工资。还要被拖欠，怎么受得了？
现在农民工有两个问题最严重：一个是拖欠工资，一个就是婚恋问题。这两个最基本的需要不解决，非常容易产生大的社会矛盾。
中国青年报：您的书中用单独一章写“脚手架上的青春”，为什么专门写建筑业的农民工？
黄传会：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占了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建筑行业又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行业，也是劳动强度最大、最危险和社会保障最差的行业。这个庞大的群体处于农民工群体的最底层，甚至有学者把多重包工制度下的建筑业农民工，称为当代“包身工”。
这个行业的现状，也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这行。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呈现“两升一降”趋势，服务业、制造业比例上升，建筑业比例下降。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80后和90后越来越少了，大多是60后和70后的老农民工。如果建筑行业再不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社会保障，10年后，60后、70后农民工做不动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还有人盖吗？
有一首歌在打工青年圈子里很受欢迎，歌词是这样唱的：“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这首歌老在我脑海里重复着，我似乎听到千千万万打工青年内心的呼唤：我们有自己的名字，我们要活得更有尊严！
本报记者 黄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