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携带的是空虚的病毒
—— 一个艾滋病人的忏悔
作者：江晓清 刘莉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 时 间：11月25日
■ 地 点：西青监狱八监区
■ 讲述者：紫涵(化名)
感受讲述者：
认识紫涵是在11月11日西青监狱八监区举办的一场小型文艺演出上，作为那场演出的策划、导演、主持、演员，紫涵的表现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只有23岁的他，看上去并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傲慢，也看不出身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悲观、沮丧。于是我们决定，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前再去与这个年轻人零距离接触，听一听他的故事。
采访之前，主管民警告诉我们，紫涵是个特别有主意的年轻人，有才，但是胆子小，听话，也比较善良。刚入监时也和所有的艾滋病服刑人员一样，暴躁、多疑、自卑、绝望。加上他犯的是利用互联网介绍容留同性、异性间卖淫罪，更是遭到服刑人员的歧视。所以一度情绪低落，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在监狱民警的开导、关心和教育下，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加上监区发挥他的特长，安排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让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活着的价值，慢慢性格开朗起来，也愿意与人交流了。
紫涵是被叫到办公室的，他很有礼貌地向管教民警和我们鞠躬。他看上去有些苍白，但是精神状态很好。我们注意到他右手的拇指缠着胶布，后来他告诉我们，早上他不小心弄破了手指，是管教民警亲自给他包扎的。他说：“在这个监区服刑的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们从来没感到自己与别人不同，如果说我们服刑人员都是一类人，谁也不比别人强或差的话，那么在管教民警的心里，我们一样并不特殊，如果非要说有差别的话，也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管教民警在我们身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他们自己掏腰包给我们买了羽毛球、篮球、毽球等，每天带着我们一起到室外运动，跑步、打球。还给我们安排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教我们背三字经，还买来讲解三字经的书给我们看。我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的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管教民警们就带着我们一起学习。这次文艺演出，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为了搞好这次演出，管教民警和我们一起从编节目、排练，到帮我们查资料、下载曲目、买民族服装，花了不少心思。演出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对我们的评价很高，而且和我们握手，一点不避讳，也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更有了生活的热情。这虽然是一次小小的演出，但给了我一次圆梦的机会，我很开心。感觉虽然得了艾滋病，但生活还是有阳光的。就像主管我们的吴国勇警官说的，有病不可怕，只要歌声还在，生命就不悲哀；只要信念还在，厄运也变得无奈；只要快乐还在，生活就会多姿多彩；只要警官还在，就会给你们送去真挚的关爱。”
管教民警曾希望离我们之间交谈时的距离远一些，倒不是因为他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因为那是监狱的制度，但是，我们还是请他坐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沙发上，希望以此拉近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心灵距离。而且我们也知道，对于艾滋病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人们把他们当作正常人一样看待。艾滋病人都很敏感，或许是出于对我们这一举动的感激，也或许是想以此回报监狱管教民警对他们的付出。紫涵敞开心扉，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他的人生故事。
讲述中，紫涵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谦和与善良，提到他的奶奶、外婆他充满愧疚，提到他的父母尤其他的母亲，他两眼含泪，甚至提到朋友、同案犯他也只有感激……
我忏悔所有罪错
我是200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一大学编导系的，刚来到北京，一切都很新鲜，真有好好上学将来干出一番成绩的信心。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导演或者编剧，虽然当时我还不敢奢望成为张艺谋、陈凯歌那样的大导演，六六那样的知名编剧，但他们是我的目标，我坚信从小做起，哪怕是从剧务做起，从帮人改剧本开始，一步步做下去总会成功。
但是新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刚来到北京的我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有定力。我们班有三十多个人，一多半都是家里有背景或者有钱的，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既没背景家里也没有钱的学生很少，所以就常常感觉被人看不起，受排挤。
比如平时在一起生活学习，那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显摆一下：“包是古琦的，老爸买的。”“化妆品是碧欧泉的，老妈给的。”“香水是香奈儿的。”“鞋是耐克限量版的。”其实现在想想人家或许并非有意要伤害我，只不过是满足一下人家自己的虚荣心，而恰恰我自己和他们一样虚荣心太强，所以总是能从人家的话里听出对自己的不屑和鄙视。
不过有些事情真的是对我这样的学生伤害比较大，比如学我们这个专业都希望有机会做事情，因为只有实地做，才会提高得快，但是很多时候机会与我擦肩而过，当然，有些机会我没把握住那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但大多数时候是到手的机会又被别人抢走了。也正是这些伤害让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成为有钱人。
比如在我们编导专业经常会有一些有点小名气的制片拿着剧本找我们学生来改，我的文化课在我们那一级里一直都是前三名，有一个女生比我好，大多数时候我排在她后边，有一次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制片来找我们改剧本(这部电影早已上映了)，点名让我和那位女生改，剧本我都拿到手熟悉了，就要着手改了，突然又说不用我，让另外一个同学改了。当时我就以为可能人家觉得我不适合，也没多想，但后来听说是因为那个同学的父亲出面把我的机会抢走了。
还比如，我们学校有一个电视台，为了高考加分，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学过播音主持，所以电视台招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报了名，招12个播音主持，报名的人数超过2000人，我笔试第二，又经过面试，我很幸运地成为12个人中的一个，而且在这12个人里我的排名也比较靠前，成为6个正式播音员之一，主持午后的一档节目。可是，我才主持了一个多月就被别人挤掉了，后来我才知道，挤掉我的是一个北京的孩子，他父亲有钱有势。而且我还听说，是他父亲找了学校的一位负责电视台的老师。这件事让我心里特失落。不论是同学还是我自己都认为，其实他主持的并不比我好。我也不抱怨父母没本事，他们供我到北京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从那时就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
在学校我竞争不过那些有钱有背景的学生，同等条件，甚至我的条件好于他们的情况下，机会也不会眷顾我。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能力肯付出，总会有机会。所以后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打工上，每天晚上我在各酒吧跑场，跳暖场舞，唱歌，我想这样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在这个学校，虽然每年的学费并不高，但是每个月家里都要给我寄1500元生活费，就这，也只够在学校吃饭的。我出来打工以后，收入渐渐地多起来，每个月挣万八千的不在话下。
在北京干了一段时间后，2009年学校的课不多了，除了周二和周五的编剧和导演课我都会去听以外，其他比如绘画、艺术赏析课等我就放弃了，来到天津的酒吧，在天津没干多久我就觉得这里才是我的舞台。北京的人才太多了，即使在酒吧也显不出我的存在，而到了天津就不同了，我并不是说天津没有人才，我只是想说天津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城市，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也一样可以得到认可。可能就是这种认可冲昏了我的头脑，我把那些常常来捧我场的人当成朋友，既是朋友就要有来有往，所以他们吸毒让我也来试试我就不好意思拒绝。第一次也是酒喝得多了，心里觉得一两次不会上瘾。可是哪知道，有些事情就是一次也不能做，做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开始是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是半推半就，再后来就成了主动。而且，在那样的状态下，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堕落，甚至偶尔还会乱性。我想艾滋病毒就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吧。我是入监查体时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的。
犯罪是后来的事情，就是2010年，我在北京时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天津人，当时他在北京的酒吧坐台，因为自身条件不是很好，所以经常坐不上，很落寞，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他聊天，聊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出来的，就有了一些共鸣，慢慢就成了好朋友。2009年甲型流感肆虐的时候，我得了感冒，高烧好几天不退，都是他陪在我身边照顾我，后来我到医院被怀疑是H1N1病毒性流感，都被隔离了，他还陪着我，这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来天津也把他带了过来，希望能帮他，但是他没有什么特长，在酒吧挣钱也比较难。于是我就想帮他找个别的事情做，四处打听机会，后来在酒吧里的一些朋友说有一个事来钱快，听他们讲了以后，我觉得可行，虽然也想过可能是违法的，但是没往深处想，也没想到会犯罪被抓。然后我就找我的这个朋友，问他愿意不愿意，他说愿意，之后我就替他租了房子，买了电脑，建了网站，通过网络介绍卖淫。一切都弄好了之后交给他，我就没再管。这个事干了两个来月他就被抓了，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还有我的事，结果我也被抓了。
我讲了那么多，并不是想为自己开脱，其实在天津打工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挺糜烂的，每天浑浑噩噩，一心就想着赚钱，可自从吸毒以后，大多数钱也都用在了毒品上，好像早已忘记了自己从老家出来的初衷，也忘记了自己的梦想。入狱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之前的行为忏悔。
我不后悔所做的选择
我的内心充满悔恨，恨自己缺乏定力走错了路，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毁了母亲的希望。
其实一直以来，母亲都是信任我的。比如我报考北京的学校，开始母亲不同意，尤其不同意我进入演艺圈。倒不是她知道演艺圈的现状，她只是希望我能留在长春，离她近一些，而且在她心目中，学医将来做个医生，或者考军校，哪怕是和我姐姐一样上师范院校将来当个老师，才是比较正当、稳妥的职业。但是我不愿意过那种平淡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愿意一辈子呆在长春。因为有姐姐的前车之鉴，姐姐当初喜欢服装设计，可母亲非让她上了师范大学，结果出来当老师很不开心，所以辞职做了家庭主妇，为此姐姐一直埋怨母亲。所以到了我这儿，母亲不再强迫我按她的意愿选择，她说，你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吧，只要你不后悔。现在看来，如果真的随了母亲的心愿，或许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我不想把我犯罪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推给环境，毕竟在这个环境下还是有干净人的，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工作、挣钱、实现着自己的美好理想。如果我能够把握住自己，不是虚荣心那么强，不是那么放任自己，一样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我只是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对不起母亲。我母亲不容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有外遇就不怎么回家了，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才稍稍关心我一下。母亲身体不好，又要带我们姐弟俩，所以也不下地干农活了，家里的地包给了别人，我们就靠包地的钱生活。就这样，她还希望我们都能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日子就特别仔细，处处节俭。小的时候，母亲陪着我去少年宫学习写作、舞蹈，特别辛苦，有一次被车撞了，伤还没养好就又陪着我去学习。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她来看我，十几个小时从来都是坐硬座，就是后来我赚了钱，带她到北京、天津来玩，她也还是不肯坐卧铺，而且每次我说带她去餐车吃饭她都说不饿，其实我知道她是嫌火车上的饭太贵，不舍得吃。
我考到北京上学，算是对母亲的回报，因为在我们那儿，能考上大学的没几个，能考到北京上学的几乎就我一个，母亲很为我骄傲，我开始吸毒之前，赚的钱也大多都花在了奶奶、外婆、妈妈、姐姐身上，因为她们都对我特好，我妈不用说了，我奶奶和外婆在众多的第三代人中最疼我，我姐就我这一个弟弟更是处处让着我。可是，自从我吸上了毒品，什么报恩啊，孝敬啊，这些就都抛在脑后了。
我被捕判刑后，到监狱查体发现了艾滋病毒，我彻底绝望了，就想，这个病随时都可能发病，说不定我很快就要死了，我父母该怎么办啊。后来经过监狱管教民警的教育、感化，无微不至的关怀，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而且在这里也学习了不少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就更加有信心了。
我被捕、判刑以后，我妈一直都没怪罪过我，这更让我心里愧疚不已。每次我妈从长春来看我，我都不想当着她的面流泪，我知道，我要不开心，她心里就更不好过，可是每次会见的时候，我妈拿起电话一开口说：身体还好吗？我就受不了，眼泪就会控制不住地往外涌。我想为了我妈我也要好好改造，好好活下去。
我的刑期不长，只有两年，我想好了，出去以后，虽然不能再上大学了，但是要想学东西也有很多渠道，我要踏踏实实地学点东西。长春我是不想回了，我很喜欢天津，尽管这里是我的伤心地，但是我是从这里摔倒的，我愿意从这里站起来。我想将来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服装工作室，不再去酒吧，不再接触那些人，远离毒品。让自己的有生之年活得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