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诗坛牛耳而英年罹难的徐志摩(1896-1931)，和现代评论、新月社同人的胡适、梁实秋等，曾一起被鲁迅斥为“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坟>题记》)1929年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及文学界的圈子，鲁迅又拿新月派做例子，他说，“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在指明新月派文人的思想渊源的同时，又道出了徐志摩浪漫、雕琢的诗风。徐志摩，可谓纯粹的唯美主义诗人。
在京城女儿家闲看杂书，偶见徐志摩作于1926年的《吸烟与文化》，顿令我拍案称奇！徐志摩关于教育的见解，竟如此精彩，引人入胜。
留过洋的徐志摩，于文中对比了美、英两国的大学教育。在纽约的两年，“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到离开自由女神像的时候，仍是个原封不动的“不含糊的草包”；而在康桥(即剑桥大学)的近两年间，“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他称在康桥过的是“享福”的日子；他又说，“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以现身说法，勾勒出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真谛——教学生具有世界眼光，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助学生树立健全的人格。大学不只是传承知识的地方，其本在精神成人，使学生成为精神、文化的“绅士”。
这，便是徐志摩的“纯粹教育”，或叫“人格教育”，也是徐志摩对康桥抱有“无限的柔情”，并视之为第二故乡的原因。
“纯粹教育”，是“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是不计个人功利的教育。但中国的大学和学者们，则不是这样。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者，当然不会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或“人格教育”。徐志摩称此谓“可憾的现象”。他“再也看不过国内教育的混沌现象”，想“另寻新路”。于是他看到，“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而在“心中一天深似一天”。接着，徐志摩连用三个“我们说”：
“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平心而论，徐志摩对中国大学弊病的观察之深，对常青藤名校的现代大学精粹的把握之准，绝不亚于专业的教育家。若再对照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他提出的“纯粹教育”，恰是一剂医治良方。
现代大学的理念和基石，全在于大学的自治和人的自由发展。失去自由和自治的教育，便不是“纯粹教育”，而只会是世俗的功利化的浮躁与混沌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连人格健全的公民也哺育不了。
就在诗人徐志摩谢世的那一年，蛰居沪上的鲁迅写了打油诗《公民科歌》。时为湖南省府主席的军阀何键，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抛出中小学“增设公民科”的提案；鲁迅洞穿其“捏刀管教育”的虚伪、反动，为所谓“公民科”拟下“教科书”，揭露了“公民科”的四大要义：第一“要能受”，如猪、牛般“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要磕头”，崇敬“何大人”、“孔阿丘”，施行尊孔复古的旧道德、旧文化；第三“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不如去做“第十第廿姨太太”；第四“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如此混账的“公民科”教育，不是要把学生都变成任人奴役、宰割的牲口么？还能称作教育么？由这首打油诗看，鲁迅所持的教育观，也是基于自由的、重在独立人格的养成，与徐志摩的“纯粹教育”，颇为相通。
“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庄周老先生的话，用来形容真正的教育，似也不差。“捏刀管教育”不行，恃权办教育也不成。看看当下的中国教育和大学，再想想徐志摩的“纯粹教育”，不禁要汗颜无地！为国民幸福、国家强盛计，我们现在亟须复兴“纯粹教育”，把“人格教育”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