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徐刚修订了自己的旧作《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及《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连同新创作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共同推出。徐刚欲借自己的书探讨一个问题：任何一场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支撑。辛亥革命的精神火光，是由康梁的百日维新点燃的。后人谈及辛亥革命，几乎把这段忘却。徐刚想用文字告诉读者一些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历史。
写史往往不易，当一个时代成为历史，细节成为废墟之后，想还原其原貌，费时费力。这一点，徐刚很清楚：“历史的许多真实细节，都随时间消逝了。所谓史书所载，往往是成功者的历史，它决不会认真地记载失败者的历史。成功者的历史是夸大的，记载失败者的历史，其实也是夸大的，将它钉在耻辱柱上，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很多的真相被掩盖。”
“像袁世凯，一生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历史上确实留下骂名。最有名的是他83天的皇帝梦。但你若细看各种史料，细读晚清的各种文档，你会发现，袁也是当时朝廷中最能干且力主改革的一员大臣。”徐刚说。
他喜欢写有争议的人物，这也给写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他得参考大量正史、野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刊物。因此，于他而言，创作积累不是几年的事，而要数十年。
“对我来说，写这三个历史人物最困难的是，我叙述的角度是什么。”徐刚坦言，自己只想给读者展示一个较为可信的历史。
他觉得难度最大、最不易落笔的，是《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当年写梁启超、袁世凯时，已涉及康有为，但徐刚始终不敢写，因为要把握这样一个“先知”，徐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时隔几年，再下笔时，徐刚选择从康有为维新失败、流亡海外时写起。百日维新、公车上书，只在回忆中带过。主要写他在国外16年，如何做一个“耐苦不死之神农”，寻遍大地，亲尝百草，采药配方以治中国之病。
“在那个年代，只有康有为，把世界跟自己、跟中国拉得这么近。他走了很多国家，每到一处，必做调查、研究，集他国优良之大成，寻未来中国之富强。他仅是蛰居喜马拉雅山（那时叫须弥山）就是两年，往德国跑了9次，共流亡16年。我说他是‘先知’，一个被我们遗忘的‘先知’。没有比一个民族遗忘自己的先知更可悲的了。”徐刚说。
为乱世里的争议人物立传，难免引起非议。对此，徐刚有自己的把握——“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更可称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功过是非，历史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就拿袁世凯来讲，我在书中有记载，他在任时，曾创造了多个‘第一’，如，训练了中国史上第一支陆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银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警察系统。他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当年袁世凯回洹上养疾，带领农民种了好多树，至今当地百姓为之受益。”
徐刚曾把这个事告诉林业局的领导，他们很惊讶，想不到第一部森林法是由袁世凯颁布的。
徐刚说：“人总是矛盾的。袁世凯后来想做专制独裁的皇帝，这是历史的倒退，说他‘窃国大盗’没错。但因为这83天皇帝梦而否定他的一生，我认为不公平。”
此外，即使是康有为、梁启超，后世也争议不断。“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是有争议的。对康的批判，主要是保皇、守旧、顽固、不革命，且参与了张勋复辟。他向往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简言之，皇帝没有权力，国家是公有的。这是他想走的路，要改良不要革命，是他一生没有实现的梦。康有为说过，你们打倒一个清政府也就罢了，怎么把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也打倒了呢？”徐刚说。
他写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是想“还历史争议人物一个公道，仅此而已”。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