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正宜 摄影报道
梁文道说，他所认识的“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舒国治。
台湾出生长大的舒国治，生命中有7年时间流浪美国，此后清简度日，常以“零存款”自居。其作品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亦延伸了少时贪玩、叛逆、不加压抑。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文坛瞩目。所著《理想的下午》去年引进推出，一时销量了得。如今《台北小吃札记》再被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而《流浪集》、《穷中谈吃》、《门外汉的京都》等也深为台湾读者所喜。
相遇之前，出版方工作人员提供了舒国治的手机：“你要采访的话，直接跟舒哥约就好了，这些都是他自己打理的，比我们还熟练。 ”
“我哪需要助理，我又不是林青霞。 ”昨天深夜出现在记者面前的舒国治，破T恤、烂衬衫、双肩包，写字用一支旧圆珠笔，一反港台作家固有的精致仪态——即便是不好穿着的梁文道，至少也以精美笔袋常备三支笔尖不同粗细的上好钢笔，以供不同场合的写字用途。
清简生活 亦成传奇
他姓舒服的舒，他说，我要舒服一点比较重要。
他被认为是个 “一直在放暑假的高中生”，一个“生活在台北的古代人”。因为把自己放逐在竞争的规则之外，也因为不工作、不关心世事，他被众多喜欢他文字的人看成一个传奇。
因为懒，早上起不了床，这一生里，舒国治只上过3个月的班：“随遇而安，能混且混”。 1983年，父母已经过世的他决定移居美国，7年的流浪里，他开着一辆二手车走了美国44个州，没钱就在路上打零工，挣到一点钱继续上路，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如今，舒国治仍然过着“零存款，零负担”的生活，往往是户头快要见底了，又有稿费恰好打进来，“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急着先弄进自己的户头里？为什么不能让他人先替你保管那些钱”；仍然租房为生； “容身于瓦顶泥墙房舍中”；仍然 “夏着单衫，冬则棉袍。件数稀少，常换常涤”；仍然不用电脑，坚持用手写文章，给报刊传稿用传真，收发电子邮件得步行去朋友公司。他说，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作家有很多，比如朱天心。 “我们缺的不是钱，是生活”。
尘世论吃 不冠美食
舒国治渐渐在文坛红了起来，业内人士赞之： “一清如水，所到之处，形诸文字，寥寥几笔，便能得其神韵”， “行文简洁，下笔又不冷僻”。
《台北小吃札记》是舒国治首部谈吃作品，被誉为 “十年来，最让人流口水的一本书”，与其说这是一部旅游导览、美食点评型的工具书，不如说是一部追寻美味时光，细品背后故事的人文书，舒国治自己则曰： “若有年轻人不想再忍受办公室同僚之难以共事，决心每天烘三百个葱花面包，每个底部皆酥脆，面上牛油与葱花如绝配，所有之材质皆是原物，不胡搁添加物，表面也绝不刷那一层亮光光的陋习糖油；再如主妇每日中午将精心调制的五十个便当拿到公园卖，半小时卖完回家，这皆是我所谓‘理想的行业’，更别说对社会之贡献了。小吃的佳美，透露出城市里人的佳良，台北是人情最温热，最喜被照拂也最喜照拂别人的体贴之城。”
舒国治对人对事的态度很清淡，虽然写了 《台北小吃札记》，但他不喜欢被称为大众意义上的“美食家”： “小吃是很单纯的过程，饱肚子而已，并不是为了发掘人间仙品。 ‘美食’对我是个很讨厌的词，我很少用。”
探头张望 聆听任性
整个采访中，舒国治用得最多的词是 “张望”： “吃饭的小店，我会去张望一下，如果大致看起来不靠谱，就不必要浪费时间，这是一种经验。”而这种 “张望”的态度也延伸到了他的整个生活哲学， “现在很多人已经丧失了 ‘张望’的机会，他们过的是一种 ‘主题性人生’，每天睁开眼就在奔赴主题：读书、工作。而我，有幸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规则打破。”
人人在谈贫富论成功，这种忙忙碌碌汲汲营营的社会氛围让更有思想的人尝试着去寻找一条小路，舒国治就更快更明确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小路”：“我不管什么穷啊富啊，只管生活得下去，晚上有地方睡觉就行了。社会上越多的人那样看待前途成功等等，我就更要在自己的书里提供 ‘另一种空气’，好让大家自由地呼吸。”在舒国治看来，想要任性地生活，首先要找到自己的 “性”是什么，也找到可以任性的环境， “所谓任性，就是聆听心底最深处的声音。社会的很多问题，反而是因为大家都太不任性，天天让步，伤害自己，才会失去属于自己的那个‘理想的下午’。”
珍惜见面 钟爱纸本
与梁文道频频在电视、多媒体渠道推广文化不同，舒国治拒绝过多的宣传与形象的传播：“我更珍惜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你问我答，吐露真话，滋养感情，这是一种享受。也许早20年，读者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太敏感而觉得见到作者本人有些尴尬，晚20年，读者也对这样的交流不再有兴趣。 ”同样，舒国治反对电子读物：“纸本的书很有感觉，这样的阅读不会被别的东西干扰，是读者自己可以得到的时光之美。 ”
“《台北小吃札记》的销量没问题。”据出版方工作人员介绍， “近一两年里，台湾地区作家一直是大陆图书出版界的 ‘宠儿’，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杨照、张大春、张铁志、舒国治等14位台湾地区作家的76部作品，涉及文学、艺术等多个门类，销量都不错。”舒国治则处之淡然： “这只是因为出版业的出版量需求在增大，出版社必须签约更多的作家而已，不能用某个地区作为标签来统称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