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在乡风民俗间顽强生存 滩头年画剩一家生产

　　编者按

　　笔墨纸砚、年画、织锦，这些寻常物件与我们相伴百年千年，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承载着人们的记忆，渗入了我们的情感。

　　由于时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这些传统的文化形态都在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手工技艺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它的活态性和传承性，因此，相比那些整体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的遗产，特别具有脆弱性——它们很难抗衡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市场逐渐萎缩、传承人数量锐减，处境十分艰难。

　　近些年来，政府相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出台。

　　本报走基层小分队于2011年岁末奔走于湘皖两省的村镇间，对生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结果呈现于此，以期唤起社会各界的保护意识。

　　滩头年画——仅剩一家在持续生产

　　唐开元末，年画起源。相传太宗患病，闻门外有鬼魅呼号，王璵以纸为币，以祀鬼神。后世刻板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前。——《清稗类钞·物品类》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三坡街，鞋店的喇叭里高声播放着促销信息，周边的店铺里人群熙攘，这条街是“闹市区”。清朝嘉庆年间，镇上盛产“五色”土纸，被列入贡品送往宫廷，以门神、戏文故事为题材的滩头年画也因此盛行。

　　从热闹的街面拐进一条安静的小巷，就见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滩头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钟海仙的家门。木板门上贴着一张门神年画，“秦叔宝”和“尉迟恭”染着鲜艳的草绿、橘黄、品红色，下面有一行小字“高腊梅年画”。

　　钟海仙老人已过世，开门的正是他的老伴高腊梅，今年已78岁。

　　继承年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50年代，滩头年画被当做封建迷信产品禁止生产出售，“文革”时丈夫还为此挨过斗，儿子因为成份不好入党推迟三年。“哥哥入党前到这边外调，爸爸厂里的党支书说爸爸‘两手经营，不符合工人阶级本色’。”高腊梅的儿子钟石棉说。

　　最令高腊梅心痛的不仅是家人被牵连，而且是“破四旧”时上交的制画木版都被当做柴火劈开烧掉了，许多版本从此失传，年画的种类从几十种急剧减少为几种。

　　改革开放后，滩头年画有过几年“回春”。钟石棉回忆：“当时年画被赶集的贩子收去，卖到广西、贵州一带，一年能卖好几十万张。附近的年画作坊也多了，当时有十几家。”

　　近年来，年画市场萎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买主少了，传承人不愿干了，全盛时期的十几家滩头年画作坊现在仅剩下高腊梅一家人还在持续生产。几年前，考虑到高腊梅已年逾古稀，当地政府出面请她在县检察院和自来水公司工作的两个儿子放弃工作回家学习年画技艺，保留他们的工资待遇，每月政府还给他们全家2800元的补贴。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要让它传下去。”钟石棉说。

　　在阁楼上的年画作坊里，记者看到了新设计的年画“两袖清风”，画的是于谦拒绝地方官吏送礼的掌故。

　　制作“滩头年画”要用“滩头土纸”，记者一行又来到“土纸”传承人李志军家。

　　“我生是这里一条虫，就该知道蛀什么样的木”，李志军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应该干祖宗传下来的这行。用竹子搭成的“工棚”，四面透风，他正从一池楠竹浆里舀起一簾架纸浆，抖四下之后，把基本成型的土纸晾在一旁。南方的冬季湿冷入骨，浆水冰凉，接近零度。李志军说不能带手套，因为“影响工作”。

　　29年前，从部队退伍后的李志军回乡干起制造手工抄纸的祖业。上世纪滩头土纸曾盛极一时，最兴旺时附近有80多户人家生产。“上世纪90年代机械生产的白纸一下子把我们都打垮了，现在只有三家还在生产了，有两家生产黄纸，主要做香火纸，我们家生产的香粉纸可以用来化妆，还能销到东南亚。”

　　几十年来，同样的动作李志军一天要重复1200下，风湿、关节炎、肩周炎常犯。县里有人觉得他口才好，让他去做产品推销员，被他拒绝了，“我是一个农民，有困难，要试着克服。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工艺，要有一个交代”。

　　县里每个月补助李志军1000元钱，但他还是愁，土纸市场越来越小。卖不出去，还有谁来继承？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他今年52岁，自己还可以挺住，但是以后呢？

　　通道侗锦——货源充足了，市场成问题

　　至南朝或唐，“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北史·僚传》

　　“通道县呀喂耶侗锦织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欧瑞凡言语间都是对家乡侗锦的痴迷。

　　她过去可是通道县文化局纪检组组长，几年前考察申遗项目时，“听到好多村民把织机当柴火烧了，或者摆在外面任它霉烂，特别心疼”。眼看几千年的工艺就要失传，欧瑞凡索性应当地文化局产业办之请，辞去公职，在2009年11月办了公司，专心致力于侗锦产业。她说，现在侗家年轻人都不穿侗服了，他们觉得那些衣服穿着太麻烦。

　　然而在几十年前的侗寨，情形却不是这样的。“侗族的女孩子十几岁就要开始为自己准备嫁妆，包括婚服和小孩子的衣服。”国家级侗锦技艺制作传承人、牙屯堡镇村民粟田梅介绍道，“我第一次上织机的时候是12岁，当时紧张呀，本来要挑五根的，不小心就挑了八根，妈妈一巴掌就打过来了。不会织锦，不光一个寨子看不起，一条河都看不起！”粟田梅所说的河流，是指流经通道县牙屯堡、县溪、播阳、独坡等镇的小河片流域，在这里，织侗锦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织锦是个细致活，粟田梅穿着传统的黑色蓝边侗服，带着浅蓝格布的头巾，坐在织机前，脚踩经棒牵动纵线提经开口，“夸夸”几声之后，用纬线起花，手工提梭挑织。

　　编织一幅侗锦，要经过轧棉、纺纱、染纱、绞纱、绞经、排经、织棉等十多道工序，工艺复杂，需要娴熟精练、专心致志，把图案熟记于心。即使日夜劳作，一天也只能织半尺，织成一条围巾就要十天半个月。

　　欧瑞凡的公司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办“侗锦传习所”，向村民发出政府收购侗锦的消息。“第一天培训是在2009年11月，树团村，那天来了六七百人，屋子里装不下，很多人站在外面把脑袋往窗子里伸”。欧瑞凡介绍，开发这个产业后，当地妇女不用背井离乡打工了，可以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织锦一般在下午或晚上，也不耽误干农活，很多人又陆陆续续回来了。

　　货源充足之后，市场又成了问题。为了打开市场，公司走过弯路。前年和一个江苏企业合作，按合同侗锦公司只能负责提供织锦，但不能插手成品的最终设计以及品牌和市场。“有一次我们打开他们给客户寄来的成品时傻眼了——他们把侗锦剪得七零八落，用27种压仓底的陈旧布料贴上去充数”，欧瑞凡顿时明白了，“他们不热爱侗锦，只想着赚钱”。

　　在结束和江苏企业的合作之后，欧瑞凡尝试到各地参加展览以拓展市场。问她对未来有没有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说“有”：“每到一个地方，包括上海世博会，我们展台前的人总是比别人多好多，都说侗锦漂亮。”下一步，她打算在北京和上海的闹市区开店，把侗锦的名气打出去。

　　老胡开文墨厂——墨好卖了，周美洪还担心原料耗尽

　　至宋时，徽州每年以大龙凤墨千斤充贡。——《歙县志》

　　走进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一股浓郁的墨味扑鼻而来。

　　做墨车间里，身体敦实的王师傅正把墨泥往木板上拍，“啪啪”声不断。“一块泥得揉200下”。王师傅偶尔抬起头说说话。揉墨泥只是做墨的初级流程，接下来他还要把墨泥填到模子里压成条形，每条墨还得捏十几下。“从早到晚，指甲里都是黑的”。

　　“我也做过这个”，厂长周美洪说。回顾起自己的从业经历，周美洪至今还觉得有些“阴差阳错”。恢复高考后，他考试落榜，因为父亲在厂里工作，就接了班。刚开始不喜欢，干着干着就越来越喜欢这行了。“我去过日本很多次，每次去我都感到特别自豪。中国生产、出口到日本的服装、帽子、鞋子，很多都是摆在大排档里卖的，只有我的产品是摆在精品店里卖的，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

　　墨厂有过困难的日子，“文革”武斗的时候停产两年，工资都发不出，只好一个月给工人二十斤墨，让他们出去挑着卖，挣点生活费，周美洪回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徽墨消费逐渐兴旺。以前制墨70%出口，30%在国内市场卖，现在60%内销，40%出口，如今喜欢文房四宝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专程开了车过来买墨和砚，老胡开文墨厂的产品销售到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广州三多轩、杭州西泠印社等多家著名文房用品商店。

　　日子好过了，周美洪还是有忧虑。虽然目前墨厂的发展形势很好，囤积的原材料够用几十年，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很多资源被无序地开发掉了，能够制造好墨的原材料越来越少，如果现在还不考虑勘探开发新的可替代资源，我担心总有一天会被用完的。”他最大的心愿，是国家相关部门能够听见他的呼吁，勘探寻找新的制墨原材料。

　　周美洪的左手手背上有一块青色的斑，他记得是在1986年的一天，他在揉墨时把手弄破了，“墨汁渗进去，就再也洗不掉了”。这块墨迹就像他的人生，与墨永远分不开了。

　　歙县徽雕——行知学校探索传承新方式

　　唐开元中，徽墨歙砚始有盛名。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归，刊出成砚。——《歙州砚谱》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城镇黄山山脚下，坐落着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22岁的制砚学徒吴宝鑫正拿着凿子跟师傅学习在砚台上雕花，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块近2米长的砚石。18岁的胡王勇正凿刻一块木雕，在他背后放着师傅和他共同完成的屏风《老子出关图》，柏树质地，人物神情怡然，屏风部分高30厘米、宽40厘米，价格大约在1万元左右。

　　行知职业学校于2007年与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徽雕艺术培训基地，还在国内首创了包括歙砚、徽墨、徽州三雕、陶艺、篆刻等专业在内的非遗传习基地。学制三年，2010年和2011年毕业了两批100人左右，一部分进入本地的徽雕企业，有的去了外地，去东北的学生每月底薪在7000-8000元，另外还可以拿计件报酬。

　　学员们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和我们交谈几句，相比过去祖祖辈辈师徒传承的模式，行知学校现在这种教学方法，让他们很满足。他们说，以前跟师傅当徒，先得白干几年才能挣到钱，现在学习期间就可以挣钱了。学校请了书法老师和国画老师来教课，还能学到其他文化知识，大家在一起还可以互相切磋。

　　“他们又接了个大订单，有人订了一幅11米长的《富春山居图》，”行知学校校长助理江晓晖介绍，“在我们这儿，技术好的徒弟跟着师傅干活，一个月大概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学校的这种师承方式比老式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要好，不仅可以学到真本事，毕业了还有证书。”

　　（本报记者 单三娅 韩 寒）

　　专家点评

　　典型案例反映典型问题

　　马盛德（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光明日报记者的这篇探访式的报道读后让人十分感动，报道朴实、真实，探访的非遗事项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是一种对待民间乡土文化和乡土文化持有者的尊重与关爱。文中探访的项目是目前我国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典型案例，项目生存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也都是目前非遗保护中的核心问题。

　　生产性传承，就要有传人保技艺，生产出来的产品还得有一定的市场。目前要解决生产性非遗项目保护与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宣传，提高人们对手工生产品价值的认识，在消费习惯上树立“手工至上”的理念；二是生产性项目自身也要在提高产品品质上下功夫，在生产实践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三是政府层面需加大扶持力度，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尤其是目前制约生产性项目发展中的融资、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

　　文化部为了推动非遗生产性项目的保护，在去年开展了示范基地建设，已命名4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组织专家完成了相关扶持政策课题研究，目前拟出台对非遗生产性项目保护的指导性意见，旨在加大对此类非遗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