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许世旭曾偷听谢冰莹讲课 作文常被大修

　　姚大勇

　　前年夏天，韩国著名学者、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许世旭先生因病溘然长逝，让人嗟悼不已。先生一生精勤，著作等身，出版中文、韩文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化概说》等著作二十多部，为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我曾蒙先生邀约，恭聆教益，从先生口中得知，他之将研究与创作结合，令古典与现代相通，竟由于一偶然的机缘。

　　2004年11月19日，许先生打电话到高大中文系办公室，让我和当时同在那儿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过常宝老师去他那儿。下午我与过老师一起去时，先生怕我们不认识路，亲自到车站接我们。在带我们游玩他家附近的山后，当晚，许先生请我们在山下的一家韩式餐厅用餐，席间先生饶有兴致地和我们说起他在台湾留学时的经历。许先生早年在韩国念过家塾，有中文根柢，后来通过考试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台湾，进台湾师范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许先生回忆说当时台湾生活很苦，喝酒只能喝苦酒，若能有点花生米那就很不错了。他就读的台湾师范大学，教师主要来自原中央大学，而台湾大学的师资则主要以原北京大学的人为主，两所大学原先在大陆时就各领风骚，到台湾后更是泾渭分明。台湾师大的人较保守，重传统，主要属学衡派，瞧不起新文学，对胡适很反感，有的老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公开骂“胡适狗才”。台湾师大的国学研究所重视传统，训练严格，要求学生自己标点并阅读“十三经”，他那时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尽管古典的东西学得很累，但许先生还是想学点新的东西。一次，许先生无意间听到有人正在讲授在当时的台湾师大很受排挤的新文学，觉得很感兴趣，便偷偷进去坐在教室后排听。讲课的人见了，便问他：“你是谁，从哪来的？”听许先生陈说后，那人很高兴，同意他听讲，但是下课后又不无忧虑和关切地对他说，既然他是国学研究所的，来听新文学的课，恐怕会对他不利。国学所的人是很保守的，若知道自己的研究生在听他们不屑一顾的新文学，无疑会对许先生有看法。从这担心，倒正见授课者考虑之周到，也可见新文学在当时台湾师大处境之艰难。那位授课教授便是谢冰莹，《从军日记》、《女兵自传》的作者，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身为功成名就的作家，谢先生于教学也非常认真。一个班一百多人，一周一次作文，谢先生每次都要批改，对许先生的作文改得尤其仔细。开始时许先生作文中错的地方非常多，让谢先生改得满纸飘红，后来经谢先生细心批改，再加上许先生刻苦用功，慢慢好多了，谢先生说是“绿肥红瘦”了。再后来，有一次，谢先生说：“世旭，你的这两篇文章给我吧！”许先生的两篇习作，由谢先生推荐发表了，文章六月份交给谢先生，八月份便在杂志上登了出来。许先生的旧体诗也写得很好，国学研究所的老师看了以后，便不介意他去听新文学的课了，他也从此可以一边进行古代经典研究，一边从事新文学创作。许先生中文娴熟流利，平时说话语速较快，但在叙说这段几十年前的往事时，先生语调迟缓，眼睛湿润，仿佛沉浸在对往事的回顾和对谢先生的追忆中。

　　谢冰莹先生于青年许世旭的引领培育之功，实不可没。可以说，若非得遇谢先生，若无谢先生的精心培养，许先生恐怕也不会从事新诗和散文的创作，至多是一研究人才而已。许先生原本是去台湾学习中国古代经典的，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走上了创作、研究与翻译相结合，三者兼擅的道路。谢先生可能更没有想到，她在台湾，竟“无心插柳柳成荫”，教出这样一位对中韩两国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有贡献，为中韩两国学界共同景仰的学生。谢先生也很以这位自己一手培养的异国弟子为豪，许先生说谢先生晚年写字手颤，但是还用颤抖的手给他写信，他也常常复信。天海睽隔，隔不断师生情谊。那天，许先生送给我们他当时新出的散文集《移动的故乡》，书中就收有谢先生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谢先生与许先生，一张是谢先生与许先生的两个孩子，谢先生在照片中一如慈祥的母亲和外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谢先生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了许先生。身为韩国人，许先生对中国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文章中深情地说：“我是二十六岁时坐船到台湾来的，我第一步所踏的台湾泥土，是基隆码头湿漉漉滑溜溜的泥土……当时在十六号码头所见的一切，就是中国的一切，当时二十六岁所感的一切，才是永恒的中国”(《移动的故乡·我的台北仍是二十六岁》)；“我有两条母船，一条生来泊在北方的半岛，另一条生后泊在西太平洋的宝岛。”(《移动的故乡·小一条母船》)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许先生又多次到中国内地讲学授课，到韩国来的中国老师和学者，很多人也多蒙许先生照拂。许先生实是承续了谢先生遗风，将当年谢先生对他的恩泽，推及到后生晚辈身上。

　　许先生在台湾，与楚戈、愁予、痖弦等同辈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长辈师尊，也满怀敬意。许先生还说，梁实秋先生临去世前一两个月，他还和梁先生在一起。那时他去台湾，听人说梁先生快不行了，就尽量地抽时间多陪陪梁先生，尽量让老人安然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许先生生性豁达，直爽幽默，我曾听他戏称自己退休后成了“无业游民”，也曾听他直言某人某事“可恶”，但是他说，梁先生他们那一辈人都喜欢有礼貌的后辈，他在梁先生面前非常注意礼貌，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我想这不是刻意的做作，而是对长者的尊重。

　　听许先生畅谈古今，他的人生经历、学术功绩，实是中韩两国文学因缘的一份具体例证。从许先生的追忆话语，不仅让人知道谢先生晚年的行迹，更感受到她的深仁厚泽。现在，谢先生、许先生皆已仙逝，谨以此文作为对两位先生的纪念，对文学史的一点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