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焦虑与微博空间：网友自发应对“微谣言”

　　-夏德元

　　●大众传播刺激了人的传播冲动，又阉割了个人的传播能力，限制了个人的传播自由，使人在强大的传播机器面前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挫败感，甚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网络虚拟环境为缓解传播焦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与途径。方兴未艾的微博传播，更是使普通民众被压抑了数百上千年的传播冲动得到了空前释放。

　　●微博空间为“每个人质问每个人”提供了可能，也为每个微博传播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提出了要求。

　　夏德元：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社长，编审。

　　人类传播的需求本来源于生存的需要，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则使生存之外的传播成为可能和必须，亦即使传播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社会分工一旦形成，就容易出现各种器官独自坐大的局面。传播者由社会的器官而逐渐蜕变为独立的部门和系统，其传播功能日益得到强化，也随之出现脱离其本来职分乃至违背其本来职能的异化趋向。传播者和传播机构应该担负其所应担负的社会职责，即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社会遗产和提供娱乐消遣。当社会职责与其自身人格利益相冲突时，应该舍生取义，即秉持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但是，这样的要求似乎只是一种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的理想。比如美国新闻史上臭名昭著的黄色新闻时代，黄色新闻不仅“用来进行战争”，甚至用来制造战争。据说美西战争前，赫斯特曾派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前去古巴采访，雷明顿到古巴后，发现情况并不像美国报刊所宣扬的那样，就给赫斯特拍回一封电报：“一切平静。这里没有动乱。不会发生战争。我想回去了。”赫斯特马上回电，写道：“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在古巴。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

　　像这样大众媒体一手遮天的时代，随着传播业的发展和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是，程度不同的各种类似情况，在人类大众传播史上从未间断过，在世界范围内，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绝迹。大众传播媒介过去曾经为传播学者所赞叹的，正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超越的。大众传媒不仅在过去曾经造福于民众之处同时也参与压迫和剥夺了民众，其最应该被批判和超越的，是它在强化了国家机器的传播机能的同时，削弱乃至完全剥夺了民众的传播权。传播机构成为异化的统治者，而民众则由平等的传播者，而沦为需要被关照的受众。这种关照除了教化之外，也包括作为研究和算计的对象，直至成为需要严加防备的隐患。民众成为设防的对象，一如洪水猛兽。统治者的典型自白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在大众传播机器的统治下，民众因害怕被孤立而为大众传媒建构的舆论环境所左右，乃至陷入“沉默的螺旋”而不能自拔。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把那些丧失个性或被某种意识形态感染而聚合在一起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无疑地，正是大众传播媒体参与建构了这样一种群体的盲目性。大众传播刺激了人的传播冲动，又阉割了个人的传播能力，限制了个人的传播自由，使人在强大的传播机器面前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挫败感，甚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麦克卢汉认为，读书识字所引起的非部落化进程，对部落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指出：“电的速度把史前文化和工业时代商人中的渣滓混杂在一起，使文字阶段的东西、半文字阶段的东西和后文字阶段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失去根基，信息泛滥，无穷无尽的新信息模式的泛滥，是各种程度的精神病最常见的原因。”

　　在这些精神疾患中，有一种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对传播的焦虑。笔者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传播焦虑，恰恰是源于对传播的强烈渴望。换句话说，没有需求，就无所谓焦虑；焦虑只不过是太在乎失败和失去的一种过激反应。无论是信息匮乏还是信息过剩，都是相对于人们的传播能力而言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一种无力感亦即焦虑感，成为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人格障碍。

　　今天，网络虚拟环境为缓解传播焦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与途径。方兴未艾的微博传播，更是使普通民众被压抑了数百上千年的传播冲动得到了空前释放。数以亿计普通民众的微博传播实践，在改写千百年来由资本和强权垄断的传播格局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全新的传播文化，从而有望塑造一种更加健全的文化人格。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张意轩的文章，指出随着微博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增强，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也不断增强。逐渐长大的微博，对微博链条上的各方都带来了新改变，新体验，以及新挑战。这些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微合力”，加速改变着传统的话语结构，赋予社会各阶层更多的话语权，影响着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

　　当然，微博的影响是多面的。一方面，通过微博，大爱在播撒：甬温铁路高铁事故中，普通大众通过微博传递救人信息，动员献血力量；农民蔬菜瓜果滞销，网民通过微博帮助化解。另一方面，负面舆论和非理性声音在微博平台上很容易扩散。正是基于对微博传播这种复杂性的认识和真切体验，越来越多的微博用户意识到必须建立一种适合于微博传播的新秩序。而当下，这种秩序共识正在微博群体中形成。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为应对“微谣言”，网友们自发成立了辟谣联盟，自觉担负起了维护微博传播秩序的责任。

　　微博空间为“每个人质问每个人”提供了可能，也为每个微博传播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提出了要求。普通民众的大范围参与，不仅使整个社会的传播焦虑得以缓解，还形成了一种公民人格重建的巨大力量，正推动着人类文明进程，并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