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爱写诗 乾隆作品最多无一句留传

李国文

　　一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帝王大都好这一口，附庸风雅，而外国帝王一般没有这种嗜好，很少犯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与李白、杜甫为伍，这不纯粹是添乱吗？

　　二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当过几天皇帝，龙椅尚未坐热，又逃出洛阳。可他刚进这座都城时，那首 《菊花》诗，因为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受此启发，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 《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也学黄巢咏菊：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辎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 《咏燕子矶》的诗： “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 《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 《小风歌》，或者 《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现趸现卖的他，记性不是很好，诗一般偶数，他这首诗奇数，马屁精们哪敢说陛下您还差一句，只能鼓掌叫好，好啊好啊，这正是俺们领袖的英明伟大之处，要的就这三句，好让你浮想联翩啊！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 《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立有一块 “卢沟晓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题写的。碑后有他的诗，我估计看过和记住这首诗的人极其有限。他是皇帝，他写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愁没人叫好，可他死了，他就没有这个威力让大家非捧他的场了。不过，我因写过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记住了这位皇帝刻薄钱谦益的诗：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人家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瓮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一生，写诗无数，以其诗产量的总数，往少说四万首，除以他的年龄八十岁，平均每年要写五百至六百首诗，平均每日要产诗二首，堪称世界记录。即使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干别的，专门写诗，恐怕也难以达到四万到五万首诗。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日理万机，肯定是要雇一个枪手班子代劳的了。

　　三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彩，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毛泽东对于帝王诗，评价不高，看不上眼，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基本上不买账。不过，他对曹操，颇为推崇。1959年在北戴河的一首 《浪淘沙》中，“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仅抚今追昔之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对曹操问鼎中原以后，乘胜出击，建安十二年 (207)，夏五月出兵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凯旋班师，经过碣石山赋诗纾怀的英雄气概，也是相当憧憬的。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三大名句，忘不了。第一句，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四

　　辽、金、元诸朝，由于汉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帝王诗更增添了生力军。如辽道宗耶律洪基 《题李俨黄菊赋》：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如金主完颜亮 《南征至维扬望江东》：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元文帝图帖睦尔《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这些写得不弱的诗篇，要比黄巢、朱元璋高明多了。

　　而那些末代皇帝，写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 “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等而下之，就该是写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 “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陆时雍说： “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刘餗 《隋唐嘉话》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 ‘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见，帝王好写诗，对真正的诗人来讲，恐怕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