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三国杀”:曾有“东鲁”和“西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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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研究的“三国杀”

　　1970年代末，对鲁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而开幕戏，则是对“两个口号”的评价之争

　　文/徐庆全

　　鲁迅是文学家，以杂文著称于世，但因时代的因素，被贴上“革命文艺的旗手”的政治标签，这个并非中共党员的人，就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场域”：自1940年代他在延安获得尊崇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可以任学者自由评价的人，对他的作品的任何质疑，都涉及到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甚至还会卷入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漩涡而危及生存。

　　但是到1970年代末，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对鲁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而开幕戏，则是对“两个口号”的评价之争。

　　三足鼎立

　　所谓的“两个口号”，是指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周扬提出来的，后一个口号是冯雪峰与胡风商量后，征得鲁迅的同意，以鲁迅的名义提出来的。

　　周扬、冯雪峰和胡风，当年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周扬还担负着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的领导之责，但当年他们却互不相让，争论得不亦乐乎。直到病重的鲁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后，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以及沙汀、陈荒煤等人，才主动退出了争论。

　　争论是平息了，但双方都没有服气，由此有了被后来文学史的书写者称之为“宗派”的叙事。但因为涉及到已经成为“革命文艺旗手”的鲁迅，所谓“宗派”之间的较劲，谈到“两个口号”的争论，都小心翼翼，唯恐触碰到鲁迅而犯“路线错误”。

　　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纪要》给“两个口号”定了性：“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两个口号”之争的喧嚣又起。双方各自拥有一批拥趸，也各自有了自己论战的地盘，这就是所谓的“西鲁”“中鲁”与“东鲁”。

　　“西鲁”是指李何林主持的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因其地处北京西部的阜成门而得名。

　　李何林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革命老前辈，也是文艺界老一代著名学者。1939年，李何林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坚定地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立场上，论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

　　李何林主持“西鲁”的工作比较早，这得益于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上书。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出版、著作注释和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批示赞成。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形成1975年中发312号文件，使鲁迅研究在全国成为热潮。这次会议还决定，李何林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并兼任鲁迅研究室主任。

　　“中鲁”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因其地处朝阳门内、位置居中而得名。这个编辑室是冯雪峰的老班底。建国初期，冯雪峰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将自己在上海主持的“鲁迅著作编刊社”带到北京，成立了鲁迅著作编辑室，他亲自兼任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编辑室停止了工作，1975年才恢复。

　　“东鲁”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成立的。1978年，当年的“国防文学”派为了推动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新评价，摘掉“资产阶级”的定性，在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评“两个口号”的文章。

　　随后，成立了鲁迅研究室，由沙汀和陈荒煤主持，分管领导是社科院副院长周扬(此时周扬已由虚职的顾问转任实职的副院长)。这个研究室因地处京城东部的建国门，而被称为“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