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三国杀”:曾有“东鲁”和“西鲁”之争(2)

　　分歧公开化

　　尽管“东鲁”的《文学评论》所发的文章既有拥护“国防文学”的，也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但在“中鲁”和“西鲁”——尤其是“西鲁”——看来，这些文章有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倾向，也有对鲁迅不尊重的苗头，“东鲁”仍然是“国防文学”派。

　　为此，“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中鲁”则为“西鲁”提供材料和帮助，就“两个口号”的评价问题与“东鲁”展开了争论。

　　1978年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上，李何林作了一个发言。他首先肯定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坚持还是取消无产阶级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国防文学”的缺点错误，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有关。

　　在1978年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四人帮”把“国防文学”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提并论的话语言犹在耳，李何林的观点自然引起了一些人本能的反感，而“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是情绪激烈地反对。

　　3月14日，北京大学主办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座谈会。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发言的是夏衍、冯乃超和沙汀。

　　据当年主持会议的袁良骏后来回忆：“夏衍同志的发言火药味甚浓，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蔽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的口号，否定‘国防文学’的正确的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夏衍同志的一家之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发言比较激烈和情绪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当然这一发言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冯乃超同志的发言比较温和、客观，沙汀同志的发言则重复了夏衍同志的观点和情绪。”

　　李何林本来被安排在第4个发言，但被告知，不要发言了。

　　这次座谈会后，“东鲁”和“西鲁”的分歧公开化了。

　　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

　　在双方的论战中，人们自然想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鲁迅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冯雪峰。而此时，他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两年了，未能等到右派平反的那一天。

　　于是，一份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压之下所写的交代材料，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开来，这就是《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1978年夏天，“两个口号”争论中的当事人之一的茅盾，在上海看到了这份材料。茅盾的子女韦韬和陈小曼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有位朋友寄来了一份上海流传的冯雪峰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材料，其中披露了一段令爸爸吃惊的内幕，原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经与冯雪峰商量后，再去找鲁迅并得到两重性的认可。这使爸爸有一种受欺骗、受侮辱的感觉，因为几十年来爸爸一直认为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当时爸爸十分爽快地表示了赞同。

　　看到这份材料后，茅盾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交给了“东鲁”的沙汀和陈荒煤。

　　在“东鲁”的运作下，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同时刊登了茅盾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

　　茅盾的文章题目是《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他在文中写道，胡风利用了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的不满，来达到分裂进步文艺界的目的。“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对于冯雪峰材料中提到的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好的问题，茅盾解释说，这是由于他1935年曾对鲁迅说过“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以致鲁迅“脸色一变”，从此跟他疏远了。茅盾认为，鲁迅被胡风所利用，存在一个“知人之明”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冯雪峰难辞其咎。“我以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还指出，他无意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鲁迅同意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可与之相辅相成。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问世后，一场轩然大波陡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