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三国杀”:曾有“东鲁”和“西鲁”之争(3)

　　东、西鲁论战

　　李何林感到，“东鲁”实在相逼太甚。

　　在他看来，社会科学院让沙汀和陈荒煤负责文学研究所、再搞一个鲁迅研究室，是“任人唯亲，宗派主义”；拉在“西鲁”兼职的北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王瑶去当鲁迅研究室副主任，是为了让“西鲁”垮台；茅盾、周扬等人发起成立“鲁迅研究学会”，要求他参加，是为了“利用”他。�

　　带着这样一种个人恩怨的色彩，“西鲁”所发表的回应文章，火药味十足。3月15日，“西鲁”很快写出了一篇文章《也来澄清一些事实》，对茅盾的“澄清”作了再“澄清”。

　　文章完成后，即送“中鲁”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答允在第四辑上发表”。但是，到5月底，《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对“西鲁”说，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又收到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几篇，如果都发表，还会引来其他文章，就变成了辩论刊物，不是‘资料’性的了，不如都不发表罢”。客客气气地退了稿。显然，“中鲁”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某种压力。

　　“西鲁”的文章一送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茅盾就读到了，他以回答记者采访的形式做出了回应。文章发表在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

　　茅盾尖锐地指出，鲁迅研究存在形而上学，神化、歪曲鲁迅。他还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也来澄清一些事实》“中鲁”不能发表，“西鲁”便将之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他们自己编辑的、1980年1月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四辑上。“这篇文章，是茅盾先生点名要我们‘出来答复’的，并非主动来参加论战，所以觉得仍有答复的必要。”

　　文章主要针对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做了回应：

　　第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究竟是谁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鲁迅和冯雪峰是否被胡风所“利用”？文章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的。左翼文艺界的“分裂”“混乱”，责任不在冯雪峰和胡风。

　　第二，鲁迅是否缺乏“知人之明”？文章认为，鲁迅根本没有“失察”，也更谈不上没有“知人之明”的问题。“至于胡风的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作出恰当的结论。”

　　在这期刊物上，李何林还以“昨非”的笔名，针对茅盾的答记者问，写下了一则“补白”——《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吗？》。他称，茅盾是“借反对‘神话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

　　1980年4月，在为筹备鲁迅诞辰100周年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何林再次在发言中对茅盾的文章提出批评，口气和态度比“补白”更严厉。

　　中宣部叫停

　　在茅盾与李何林笔战正酣之际，当年“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也加入了论战。他写出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交给主持“东鲁”的陈荒煤，刊登在《文学评论》上。

　　夏衍在1957年反右时曾在批判冯雪峰时有过一个“爆炸性发言”，认为冯雪峰和胡风欺骗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夏衍基本上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

　　对此，“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在1980年的1～5期上发表了一系列反驳夏衍的文章。

　　5月16日，李何林更直接上书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和胡乔木，称：“以‘国防文学’论者沙汀为所长、陈荒煤为副所长的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国防文学’论者夏衍的一篇长文，表面上是搞冯雪峰、胡风，实际上是搞鲁迅，读者一看就知道了，因而引起了全国很多人的愤慨。”

　　他说，听说该刊编辑部收到不少驳斥夏衍的文章和来信，但至今都不见发表。“这是只准一家独鸣，和1936年6月‘国防文学’方面的《文学界》不发表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一脉相承的。”

　　李何林将“东鲁”和“西鲁”的争论闹到中央了，中宣部只好出来作协调工作。1980年，中宣部连续发出7号和21号文件，要求对涉及到左翼文艺运动和胡风的评价问题，不要在报刊上展开争论。

　　至此，报刊上即不再有文章公开发表。“东鲁”和“西鲁”的争论逐渐停息。  ★